账本在手，清贫半生，十七年没动过一分钱。
那天打开手提包，里面没有金条，没有存单，只有一叠发黄的账本，纸边都磨毛了。1962年台大医院病房里，梅贻琦快不行了，护士按规矩清点遗物，结果发现这包东西比人还重。
人们总说他“带钱跑路”，其实基金根本不是他的，是中美签了约、立了法、三方盯着的钱。1948年他离开北平，不是逃，是把钱“转场”——纽约有银行、有协议、有监督，比留在哪儿都保险。他走之前，清华基金还在发留美学生路费，1949到1955年一共送出去127个年轻人。

账本不是他写的流水账，是每年按规矩做的审计副本，美元、法币、台币换算，分毫不差不是为了显清廉，是怕一毛钱对不上，整个契约就作废。同期别的教育基金缩水四成，清华这个反倒涨了两成三。
他不领校长工资，老婆摆摊卖糕点，住院没钱交费，校友凑的。这不是穷得可怜，是他自己把校长这位置“卸了权”——经费批不批，他说了不算，教授会说了算；连龙云女儿考清华，他也插不了手。

西南联大那么难，教授工资没垮，靠的就是基金利息滚着补。华罗庚没文凭，陈寅恪眼睛坏了，照样聘，不是因为他“爱才”，是制度上早写了：看本事，不看证。
大楼可以塌，大师不能散。他管钱，只管怎么让教授安心上课，让学生踏实读书。行政开支压到一成二，六成八全给了教书的人。

后来人翻他日记，没一句豪言，全是“今日核账”“汇款已发”“债券到期续存”。他不是圣人，只是把白纸黑字当真了。
账本摊开，没有秘密，只有数字、日期、签名、公章。

他最后那包东西，连个锁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