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谈判结束后，张学良独自决定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后世很多人判定这个举动思虑简单，毛主席结合全国局势给出客观判断，个人得失放在其次，一旦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全国内战很难彻底停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谈判落下帷幕，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所有人都以为事情会按部就班推进，没人想到张学良会突然做出一个改变自己一生、也影响全国局势的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后世不少人觉得这个决定太冲动，没深思后果，但结合当时复杂局势看，这个举动背后藏着对国家大局的考量，毛主席后来也结合全国局势，给出了最客观的判断。
 
西安事变的爆发，源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东北被日军侵占，东北军子弟流离失所，一心想打回老家，蒋介石却执意“剿共”，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
 
1936年12月12日，张杨二人发动兵谏，扣押了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事变发生后，全国局势瞬间紧张，南京政府亲日派趁机调兵，想借“救蒋”之名发动内战，日本也在一旁观望，等着中国内乱后趁机侵略。
 
和平谈判能达成，离不开各方努力，中共从民族大义出发，主张和平解决，派周恩来到西安斡旋。
 
经过多轮谈判，蒋介石最终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改组政府、驱逐亲日派等条件。
 
但蒋介石始终不肯在书面文件上签字，只做口头承诺，谈判结束后，杨虎城对放蒋心存顾虑，担心蒋介石回去后反悔，只有中共代表周恩来明确反对张学良亲自送蒋，觉得太危险。
 
张学良却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蒋介石好面子，要是不放他体面回南京，内战大概率会再起。
 
当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意见不一，有人想杀蒋，有人担心夜长梦多，国际上，苏联反对兵谏，担心中国内乱利于日本，也施压让放蒋。
 
张学良觉得，只有亲自送蒋，才能打消蒋介石的猜忌，让他兑现承诺，也能堵住亲日派挑起内战的借口。
 
他跟身边人说，自己是军人，做了事自己负责，只要对国家有利，牺牲个人和东北军都无所谓。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没跟周恩来、杨虎城商量，也没通知东北军将领，就带着蒋介石夫妇直奔机场。
 
周恩来得知后急忙赶去阻拦，可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飞机上，蒋介石对张学良说，回去后一定兑现承诺，以后再发生内战，由他负责，张学良没多想，只觉得只要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己冒再大风险都值。
 
可到了南京，一切都变了，蒋介石一下飞机就翻脸，以“胁迫领袖”为由扣押张学良，判了十年徒刑，后来又改成“严加管束”，这一禁就是五十多年，很多人因此指责张学良太天真，做事不计后果，白白断送了自己的自由。
 
但毛主席后来的评价，却跳出了个人得失的角度，1937年3月，毛主席接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明确说，西安事变中内战危险极严重，要是没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这一举动，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只会给日本绝佳的侵略机会。
 
在毛主席看来，张学良的决定，把个人安危放在一边，换来了全国内战的停止，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当时的局势很明确，蒋介石是全国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只有他下令，中央军才能停止内战，如果张学良不送蒋，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大概率会被亲日派裹挟，反悔承诺，继续“剿共”，内战会全面爆发。
 
到时候，日本侵略者会趁机大举进攻，中国面临的就是亡国灭种的危机，张学良的举动，看似冒险，实则是用自己的自由，换来了全国团结抗日的大局。
 
后世很多人只看到张学良被软禁的结局，就判定他思虑简单，其实是忽略了当时的复杂局势。
 
张学良不是糊涂，而是把民族大义看得比个人自由、东北军利益更重，他自己后来也说，反对内战，牺牲自己毫不顾虑。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而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就是这个枢纽中关键的一环，没有这个举动，内战难停，抗日局面无从谈起。
 
毛主席的判断，始终站在全国局势和民族存亡的高度，不纠结于个人得失，这也让后人能更客观地看待张学良的这个决定。
 
张学良的一生，因这个决定而改变，但他为国家民族做出的牺牲，历史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