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准备返程，怎料，有小姑娘突然开始摆手，他立马就发现不对劲，赶紧撤离了......
 
1948年4月18日，重庆，蒋介石亲自下令“限期三天破案”，特务头子徐远举坐镇指挥，一场针对中共重庆地下党的大搜捕正在全城铺开。
 
这天下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维嘉完成了一次秘密接头，沿着江边小路往家走，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即便走在回家路上，脑子里那根弦也始终绷紧。
 
然而他不知道，一张网已经收紧，就在距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将临江门外华一村一带围得水泄不通，特务之所以能精准定位，是因为地下党员任达哉被捕后无法忍受酷刑，供出了多处秘密藏身点。
 
更致命的是，在此前的几天里，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已先后被捕并迅速叛变，两人为了邀功，争相出卖组织，一句句“情报”像绞索般套向昔日战友的脖颈。
 
李维嘉走近巷口，远远看见自家那条巷子被围得水泄不通，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细微的动作闯入了他的视线——巷口杂货铺旁，那个帮李家照看孩子的小姑娘正站在门边。
 
她手里捏着一块手帕，借着擦汗的姿势，隐秘地、快速地朝李维嘉摆了一下手：别过来，快走！
 
李维嘉没有犹豫，没有回头，脚步自然地一转，混入路边闲散的人群，悄然撤出包围圈，带队围捕的徐远举恰好抬起头朝巷口张望，可李维嘉已经擦着他的视线死角全身而退，特务们冲进屋里扑了个空。
 
脱险后的李维嘉第一反应不是自己逃命，而是如何尽快通知其他同志，他立即通过秘密渠道给《挺进报》主编陈然发出紧急撤离信号：“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沿途平安。”陈然收到信后，坚持要赶印完最后一期报纸，错过了撤离时机，不幸被捕，在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英勇就义。
 
随后，李维嘉化装成商人，找到负责情报联络的刘镕铸，将所有情报和地下党员名单交给他送往党中央，他自己则主动申请留在重庆，继续配合组织调查大破坏的来龙去脉。
 
后来的历史记载了这次大逮捕的惨重代价：从1948年4月到9月，共有133人被捕，其中县级干部40人，53人被杀害，重庆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而这一切的起因，正是刘国定和冉益智的叛变。
 
李维嘉此后转移到川西，领导川康边游击纵队，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2018年逝世，是当年重庆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中极少数幸存下来的成员。
 
如今，重庆歌乐山下矗立着烈士陵园，人们从讲解中听到江姐、小萝卜头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那个在巷口悄悄摆手的无名姑娘——正是她最朴素的举动，从特务眼皮子底下救下了一条重要血脉，所谓“人心是最大的防线”，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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