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解放军第36军军长刘万春刚走下车厢，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大步走上前，挡住了他的去路。带队的军官掏出一份逮捕令，冷冷地对他说：“刘万春，你被捕了！”
 
1950年11月26日，北京火车站，一列从包头开来的火车缓缓停稳，一名身着解放军军装的中年将领刚踏出车门，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便围了上来，带队军官当众宣读了逮捕令，上面签着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名字。
 
站台上所有目光投向这名将领——他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军长刘万春。
 
一年前，他的名字还排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的第三位，与董其武一同宣布脱离国民党统治，从起义功臣到阶下囚，不过一年，刘万春没有争辩，他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刘万春，河北交河回族人，1900年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毕业，抗战期间他在内蒙古率部与日军周旋，1940年指挥部队缴获大批日军武器，深得蒋介石赏识。
 
抗战胜利后升任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兼第111军军长，麾下两万精兵，是绥远仅次于董其武的实权人物。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提出“绥远方式”——暂留董其武的部队，等待时机起义，蒋介石不甘放弃绥远，派徐永昌飞抵归绥。
 
董其武当面拒绝，刘万春却悄悄收下了蒋介石派人送来的委任状，承诺留在绥远“隐蔽待机，等待光复”。
 
1949年6月，中共联络处进驻绥远，本应负责保卫的刘万春非但不配合，反在联合会议上要求联络处交出武器，当场离席，更恶劣的是，会后不久，联络处秘书王世鑫遭刘万春部下枪杀。
 
刘万春得知后立即处决了开枪者，切断了线索，幕后指使者是谁，成了永远的秘密。
 
其实，早在起义之前，我方情报系统就已掌握了刘万春、鄂友三等人暗中接收台湾委任的大量证据，朝鲜战争爆发后，刘万春认为“反攻”时机已到，秘密召见辎重营营长李玉浩，派其赴港与台湾特务接头，取回密码本和活动经费。
 
然而李玉浩在港一举一动均被我方掌握，一回绥远便人赃并获。
 
铁证如山，1950年11月，华北军区以开会为名将刘万春调至北京，他刚下火车即被捕，1952年，刘万春被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北京秦城监狱，鄂友三则被执行枪决。
 
1976年，刘万春获释，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晚年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每个人应顺应历史潮流，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1990年，刘万春病逝，终年90岁。
 
从国民党中将到解放军军长，从阶下囚到政协委员，刘万春用一生写下教训：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最危险的从来不是站错队，而是脚踩两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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