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后，陈璧君为了能够活命，进行了一系列操作，先是和汪伪行政院院长褚民谊谋划，准备以完整移交广东地盘、全部上交伪政权库存物资与私产为筹码，并联络国民政府高层，向老蒋投诚表示诚意，希望能够免于被审判的结局。
广州城里的风向变了，陈璧君比谁都先闻到危险。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汪伪政权这棵大树轰然倒下。
过去靠日本撑腰的人，一夜之间全都慌了。有人逃，有人藏，有人忙着烧文件。

陈璧君却不甘心束手待毙，她觉得自己手里还有筹码，还能谈。这个筹码，就是广东。
当时陈璧君人在广州，身边还有褚民谊。两个人都明白，抗战一结束，清算迟早会来。
与其等着被抓，不如先把姿态摆出来。他们盘算的办法很直接：完整移交广东伪政权控制下的地盘，上交库存物资，再拿出私产，向国民政府表示“归顺”。
说得好听是投诚，说得实际一点，就是想用手里最后那点东西换一条命。陈璧君不是普通人物，她是汪精卫的妻子，也是汪伪集团中最醒目的人之一，汪精卫已经在1944年病死日本，陈璧君却还活着。
对外界来说，她不只是一个家属，更像是汪伪集团残余势力的象征。她当然知道自己危险。
所以她才急着找门路，想把话递到国民政府高层那里。她以为，只要能让蒋介石方面看到“诚意”，自己也许不用公开受审，更不会被推到刑场。
那时候的她还抱着一丝侥幸，觉得政治上的旧关系、人情和财物，或许还能派上用场。可是戴笠那边早已盯上了广州。
军统处理这类人，很少把话说透。表面上讲得客气，背后却已经布置好了。
军统人员到广州后，并没有马上摆出抓人的架势，而是放出一个让陈璧君容易相信的说法：重庆方面会安排护送，保证她和褚民谊等人安全离开。这话听起来像救命绳。
陈璧君正想去见能说得上话的人，也需要一个看似安全的通道。她没有想到，自己想借这条路去谈条件，军统却是借这条路把她带离广州。
车子一开出，她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人，而是被严密控制的对象。这一步，等于把她最后的主动权夺走了。
她原先设想得很好：交地盘，交物资，交私产，再用投诚姿态换宽大。可人一旦被控制住，筹码就变了味。
那些东西不再是她谈判的本钱，而成了接收和追查的一部分。她想用来保命的牌，被对方顺手收了。
褚民谊同样没有逃出去。日本战败后，他与陈璧君在广州一同落网。
两人商量过的退路，最后成了一场空。陈璧君被押往南京后，身份彻底变了。
过去别人称她“汪夫人”，她还可以摆架子；到了看守所和法庭，她只是被审判的汉奸罪犯。1946年3月28日，江苏高等法院对她提起公诉。
罪名的核心，并不是她是谁的妻子，而是她在敌伪政权中所起的作用。4月16日，陈璧君出庭受审。
她没有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低头求饶，而是仍旧替汪精卫辩解。她试图把汪伪路线说成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还想把责任推到复杂局势上。
可法庭要看的不是她的辩词好不好听，而是抗战期间她站在哪一边、做过什么事。这种态度，也让她的处境更加难看。
很多人最不能接受的，不只是她曾经依附汪伪政权，更是到了审判时，她仍不愿正面承认错误。一个人若真心悔罪，话里会有分量；可陈璧君的辩解，更多是在替自己和汪精卫寻找借口。
4月22日，判决落下。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
她没有被判死刑，命保住了；但她想避开审判、体面脱身的盘算，彻底失败。她从广州那场“投诚赌局”里带走的，不是自由，而是一副沉重的镣铐。
褚民谊的结局更快。1946年8月，褚民谊被执行枪决。
他交出的东西、递出的姿态，都没能替他抵掉罪责。对这些汪伪要员来说，战败后的清算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
做过什么，站过什么位置，最终都要回到法律和历史面前。陈璧君之后被长期关押。
1949年，她从苏州监狱转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这个地方在当时收押过不少特殊犯人，陈璧君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十年。
她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可她一生最关键的错误，已经无法重来。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病死在上海监狱医院。
从广州被带走，到南京、苏州，再到上海提篮桥，她走过的不是避难路，而是一条被追责的路。她曾经以为，只要把广东交出去，把库存物资和私产摆出来，就能给自己换一条退路。
结果证明，历史不是账房先生，不能用几笔财物一抹了之。她不是不知道大势已去，也不是不懂自己处境危险，所以才会急着投诚、交物、找关系。问题在于，她始终把责任当成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
可在民族苦难面前，地盘和财产都不是免罪符。一个人曾经如何选择，站在什么阵营，给国家和百姓造成过什么伤害，最终都绕不开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