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18日，毛泽东在会场当众怒斥梁漱溟，全场几百人噤若寒蝉。会后没几天，已是七十三岁的章士钊托人给梁漱溟带信，劝他写个检讨，向主席认个错，态度放软一点，万事好商量。
梁漱溟看完信，只回了极硬的一行字：“弟之言论，自信无误，兄其勿复絮絮为幸。”
此后多年，梁漱溟在同美国学者艾恺的谈话里，毫不掩饰对章士钊此举的轻蔑：“章行严这个人，一生就是太聪明，太会做和事佬。我因此始终瞧他不起。”

梁漱溟口中的“瞧不起”，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他凝定了几十年对章士钊的一句判语。
梁漱溟看人，标准极窄也极重，只问两个字：操守。他在专文《记章行严先生》里下的断语毫不含糊：“行严先生为人富于才华，而短于操守；长于议论，而短于实践。”他进一步解释说：“他一生中屡次随环境转移，其思想行动变化之大，前后判若两人。”这段话，字面温克，内里却是一把刀子，几乎把章士钊一生划成了两半：一半是让人欣佩的才气，一半是让人鄙薄的摇摆。
梁漱溟与章士钊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民国二年。
那时章士钊正主持《甲寅》杂志，笔锋横扫政坛，梁漱溟尚是一个潜心佛学的青年，写了《儒佛异同论》投稿，被章士钊采用，两人由是订交。
梁漱溟回忆早年印象，坦言“我实在感佩其聪明才气”。章士钊当时的行状也确有过人处，早岁主持《苏报》，为反清革命鼓呼；辛亥后主笔《民立报》，文字激扬，俨然民主斗士；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创办《甲寅》，议论政理，吸引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目光。这些旧事，梁漱溟都看在眼里，所以他承认“行严先生是我所敬爱的前辈”。

但转折来得很快。
在梁漱溟看来，章士钊的“聪明”旋即滑向了“圆融”——圆融到没有自己的立场。他用一个极重的词评价章士钊的政治选择：“曲学阿世”。
梁漱溟说，章士钊先后依附袁世凯、段祺瑞、杜月笙，每靠上一棵大树，都能造出一套动听的说辞，但其心迹到底如何，“终不可问”。
章士钊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貌似自省，梁漱溟却直指这话底下藏着人格的病根：“这恰好是他反复无常的根源。”

真正让梁漱溟从心底鄙夷的，是章士钊在段祺瑞执政府期间的作为。
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北上兼任段政府教育总长，一上任就抛出“整饬学风令”，明指教育界“赤化”，用行政力量打压教员和学生。
女师大风潮一起，他力挺校长杨荫榆，硬顶学生，激起鲁迅等人数月不歇的猛烈批判，章士钊因此得了“老虎总长”的诨号。
转年三月十八日，执政府门前卫队开枪，打死徒手请愿的民众四十七人，伤者上百，其中多是青年学生，鲁迅含恨写了《记念刘和珍君》。当时章士钊虽已不兼教育总长，却正做着执政府的秘书长，参与帷幄决策，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梁漱溟笔下因此沉痛异常：“三一八之役，青年血染执政府门，行严难辞其咎，纵非主谋，亦为同恶。”他在与艾恺的谈话中更直言：“他制造了三一八惨案，青年死伤，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怎么也原谅不了。”

除开政治人格，梁漱溟对章士钊的社会主张也有过正面交火。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章士钊发表《农国辨》，极力主张中国应当退回“农国”，以农业立国，反对工业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西方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病。这个论调在当时颇能打动一些忧世之士，却遭到了梁漱溟毫不客气的批驳。
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直指章士钊的农国论“见解至为浅薄”，只看到工业文明之病象，却没有看到中国非工业化不能自存的事实。
他写道：“章行严先生曾发为‘以农立国’之说，其意可嘉，然仅仅持此消极态度，反对工业，而不从积极上想办法，终于落于空谈。”

论及章士钊的日常生活与交游，梁漱溟的批评更是不留情。
章士钊在上海做律师时，与杜月笙来往密切，甚至为杜月笙的恒社张目。待到抗战军兴，大片国土沦丧，章士钊虽未出任伪职，却曾为梁鸿志这样的汉奸出庭辩护，收取巨额酬金。
梁漱溟对此极不以为然。他在晚年的口述中说道：“他还给汉奸当辩护律师，这算什么？虽然辩护是律师职责，但他结交的全是这些权势。”在他看来，同什么人来往，替什么人办事，本身就是一种风骨的标尺，章士钊在这些事情上“随世俯仰，无不可”，毫无骨力可言。
就连章士钊晚年因毛泽东礼遇而得以出版《柳文指要》，并在十年风暴中受到特殊保护，梁漱溟虽不否认其学问，却也只淡淡说了一句：“章行严一生能够善终，是运气。”

更难堪的是，梁漱溟不仅写在文章里，还当面讲给章士钊听。他对艾恺描述过这些交锋：“我说话素来直言。我当面也说过他，他对我还是很好，不生气。”能当面批评而不怒，可见章士钊的确有某种处世的绵软与优容，也恰恰是这种绵软，让梁漱溟越发认定他缺了一口硬气。
在梁漱溟的价值世界里，“意必固我”固然不可取，但完全没有一点固定与执着，聪明到随时可以圆转、随时可以找说辞，那就滑到了“无行文人”一路。
他用一句话给章士钊盖棺：“他一生所求，不过是富贵利达，所以随人俯仰，没有独立的人格。我敬重他的才华，但鄙视他的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