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里满大街跑的都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那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日本已经用血泪为我们写好了答案。


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剖析日本社会阶层问题时，讲过一个很透彻的观点：当一个社会的阶层鸿沟被拉到极限，大批普通人彻底看不到向上的出路，就会产生一种被整个体系抛弃的绝望感。


到了那个阶段，极端的反社会事件就不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结构崩塌的必然产物。山田昌弘把这种现象称为“一个国家的自杀过程”——不是肉体上的灭亡，而是一个社会慢慢失去生机，陷入无法自拔的自我消耗。


这些理论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但只要放进日本普通人这三十年的真实日子里，立刻就变得触手可及。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日本社会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那个时期的日本企业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制，一个年轻人从学校毕业进入公司，基本上就等于捧上了一个能端一辈子的饭碗。


正式职员的身份意味着稳定的月薪、齐全的社会保险、每年定期上调的工资、丰厚的年终奖金，以及退休之后足额发放的养老金。


这种制度覆盖了日本绝大多数的城市家庭，形成了他们自己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格局——整个社会像一个巨大的橄榄，绝大多数人都稳稳地待在中产阶层的位置上，贫富差距不大，向上流动的通道虽然不算宽敞，但至少看得见、走得通。


泡沫经济的崩裂是这一切的转折点。九十年代初，股市和地产价格断崖式下跌，企业的资产大幅缩水，负债却一分不少地压在账面上。


按照终身雇佣制的规则，企业不能轻易裁掉正式员工，这条路被堵死了。于是成本压力的出口全部转向了年轻人。


企业停止大批量招录正式职员，转而用派遣、外包、业务委托这些灵活用工形式来填补人力需求。表面上公司的运转照常进行，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拿到的不再是终身饭票，而是一张张短期合同。


外卖配送、短途货运、临时客运这类零工岗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在日本疯狂扩张的。起初只是一小部分人迫于无奈的选择，但很快就蔓延成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特征。


派遣公司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它们站在企业和劳动者中间抽取管理费，劳动者的社保缴纳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时薪看起来好像还行，但扣掉各种费用之后，到手收入根本撑不起一个正常的生活。


更致命的是，这种工作几乎没有积累效应——送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的履历上不会增加任何被下一个雇主看重的技能，你的收入不会因为经验的增长而提高。


你随时可以被另一个更年轻、愿意接受更低时薪的人替换掉。人在这种工作里消耗的是体力和时间，攒不下技术，攒不下资历，也攒不下任何向上走的资本。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把这个趋势刻画得很清楚。正式雇佣人数在泡沫破裂之后经历了持续多年的下降，而非正规雇佣的比例从九十年代初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一路攀升，到近几年已经逼近百分之四十。


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男性中，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非正规雇佣。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被卡住的人生。二十多岁的时候靠打零工还能勉强维持，到了三十多岁想结婚成家，发现收入根本不够用，银行不给贷款，房东不愿意租房给非正规雇佣者。


到了四十多岁，体力和精力开始走下坡路，拼不过更年轻的后辈，收入进一步缩水。这个群体逐渐被挤压到社会的边缘地带，形成了一批“看不见的人”。


当大量的人被长期困在这种状态里，整个社会的气质都会发生变化。消费市场首当其冲，正式员工减少意味着有稳定消费能力的人群在萎缩，内需长期疲软。街头的便利店和廉价连锁餐厅越开越多，主打高性价比的业态取代了过去的中高端消费场所。


人际关系也在变，年轻人不敢结婚生子，少子化问题一年比一年严重，因为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实在没有勇气去承担家庭的责任。


更深远的变化发生在心理层面，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处境时，对社会规则的认同感就会瓦解。


日本这些年频发的无差别袭击事件，很多作案者的背景调查都指向了长期非正规雇佣、社会孤立和看不到出路的生活状态。这些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结构塌陷之后溢出来的破坏力。


回过头来看，如果一个社会满大街跑的都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和快递小哥，这本身不是问题，灵活就业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有一席之地。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这些岗位成为大量劳动者唯一可选的归宿，而不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短暂过渡时，就意味着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正在被堵死。


日本用三十年的时间演示了这个过程的全貌：经济泡沫破裂打开了缺口，企业用工制度的转嫁把压力全部推向年轻人，零工经济的大规模扩张制造了一个困在底层循环的庞大群体，消费萎缩、少子化和社会心理的恶化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


山田昌弘所说的“国家自杀”，就是指这种缓慢而不可逆的自我消耗，这套剧本不是秘密，它已经被写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