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方面军走出的开国将帅为啥最少？
因为在“肃反”中错杀了不少优秀干部，负责“肃反”的是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当时他在红二军团的职务最高，贺老总虽多次激烈反对错误肃反，却受组织纪律约束，难以否决夏曦的决定。


1935年1月，湖南大庸丁家溶，红二、六军团团以上干部坐到一起。
会要清算夏曦在湘鄂西犯下的错误。按理说，红二军团受害最深，最该开口。

可偏偏是红六军团干部说得多。
红二军团这边，人坐着，话压着，眼睛看着对面，也看着自己脚边。

这种沉默，比骂声更难受。一个队伍若只是打了败仗，骂几句，整顿队伍，还能再走。怕就怕人被自己队伍里的名义吓住。

谁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就可能被按上帽子。谁在会上多说几句，明天也可能被人记住。枪声从外面打来，人知道往哪里躲；怀疑从队伍里长出来，许多人连站直都费劲。

夏曦当时是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在红三军中握着最高政治职权。贺老总会打仗，能带兵，能把队伍从乱局里拉出来，可“肃反”不是一次战斗命令。它披着组织审查的外衣，走的是政治程序。

一个军事主官再有威望，也难把已经转起来的机器一下按停。

这就让湘鄂西的伤口变得别扭。
敌军围上来，贺老总知道该往哪打，该从哪撤。队伍内部一旦被怀疑搅动，许多命令就隔了一层雾。

谁该保，谁能保，保到哪一步，都不由战场经验说了算。
红二军团许多老战士后来活下来，可他们活下来时，已经看过太多人在自己队伍里倒下。

红二方面军后来开国将帅少，不能只拿战功去比，也不能只拿部队人数去算。
早年的干部层被削过。湘鄂西“肃反”中，一批能带兵、能做政治工作、能撑地方关系的人没了。第九师政委宋盘铭、七师师长叶光吉、七师政委盛联均，这些名字今天听着不算响，在当年却都是一支队伍的筋骨。

筋骨断了，疼的不只是一处。师长没了，下面团营干部少了依靠；政委没了，士兵的心气、地方党组织、群众工作都会乱。红军早年最缺这种人。会冲锋的人不少，能把人组织起来、让一支部队有章法、有纪律、有方向的人，没那么多。

杀错一个，就是少掉一段路。

红三军后来一度锐减到三千余人。三千人还可以活，还可以钻山，还可以在江河边打游击。可三千人要长成一大片高级干部，太难。

将帅不是授衔那天才出现的，他们得从连排营团一点点走出来。中间断一层，后面的空就一直空着。战争不会等人慢慢补课，敌军来了，队伍就得走。

1934年6月，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停止“肃反”，开始恢复党组织。
听起来像一扇门重新打开。可门能打开，屋里失去的人回不来。活下来的人也不是立刻就能放下防备。谁见过同伴被带走，谁就知道一句话的重量。

部队要重新编，地方要重新接，干部要重新用，心里的疙瘩却还在。

几个月后，红六军团同红三军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电台联系接上了，新的干部力量也进来了。队伍像一件被撕坏的军装，补上一块布，可以继续穿着赶路。可旧口子还在，针脚再密，也能看见它曾经裂开过。

丁家溶会议上，夏曦承认自己负主要责任，又强调自己并非敌人派来，也无意破坏革命。
会议撤去了他的原职，后来又让他到红六军团工作。战时用人没有那么宽裕，犯过大错的人，也可能被放回某个岗位继续做事。这种安排放在今天看别扭，放在当时，是缺干部、缺时间、缺稳定局面的结果。

红二军团战士看见夏曦，心里不会轻松。有人失去上级，有人失去战友，有人差点失去自己。红军队伍讲纪律，不能在路边随便闹，可眼神藏不住。

一个人重新穿上工作身份，不能让另一批人立刻忘掉早些年的阴影。

1936年春，部队在黔大毕地区转移，夏曦去寻找派往地方武装的工作队。他带着随行人员过乌江，途中遇险，被急流卷走，这个结局来得很突然。

可他的死，不能替湘鄂西那段伤口收场。
一个人可以有革命经历，可以有后来的工作，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造成沉重损失。历史很少把人切得干干净净。

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番号更大了，部队也走到新的阶段。可一个方面军需要的不只是能打硬仗的尖刀，还要有一层又一层能接上去的干部。

哪一级少了，下一仗还能打，下一代将领却未必补得齐。

红二方面军不是没有能人。

贺老总、任弼时、萧克、王震这些人撑住了队伍，后来的长征也证明这支部队能打、能忍、能保存力量。问题在于，将帅群体需要厚厚一层干部往上长。

湘鄂西那几年，把土层翻坏了。
后面还能长庄稼，可少了一茬，就是少了一茬。

所以看红二方面军走出的开国将帅少，不可以只盯着授衔那一刻。
要往前看，看那些没有走到抗日战场、没有走到解放战争大兵团岗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