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上将总司令张发奎，绝对是国民政府中真正的奇葩，在他的部队中，有名有姓的共产党人有两千多名，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却不管不问。
​汀泗桥打下来之后，张发奎的部队继续往武昌推进。路上他手底下一个参谋忍不住了，凑过来说：“总司令，叶挺那边的人……是不是该注意一下了？上面最近风声挺紧的。”张发奎正在看地图，头都没抬：“注意什么？注意他们怎么冲在最前面？”参谋噎住了，半天才小声说：“毕竟是异党……”

1926年夏秋，北伐战火席卷两湖，汀泗桥、贺胜桥两场硬仗打完，吴佩孚主力遭受重创，武昌城近在咫尺。此时张发奎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还未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总司令”这个称谓，是一年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才授予他的头衔。
这段流传较广的参谋劝谏对话，在张发奎本人口述自传、叶挺部下周士第的战地回忆录、第二历史档案馆留存的汀泗桥战斗详报里，均无原文记载，属于后世文学化演绎。但对话背后的核心态度，完全贴合张发奎在北伐前期真实的处事逻辑。

第一次国共合作阶段，第四军能打出“铁军”名号，军中大批共产党员是核心攻坚力量。叶挺独立团以党员为基层骨干，汀泗桥三面环水、高地扼守，数支部队轮番冲锋受挫，是独立团官兵连夜穿插敌后，撕开敌军防线；贺胜桥层层阵地阻拦，依旧是共产党员带头顶着炮火冲锋，以惨重伤亡打通进军武昌的道路。
军中所有人都看得见这份牺牲，包括张发奎。彼时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已经开始忌惮共产党人在军队的影响力，不断发文要求各将领清查、约束军中党员，不少同僚私下劝诫张发奎多加防备，担心日后难以掌控部队。
在张发奎的认知里，北伐的目标是打倒军阀、安定百姓，评判军人的标准从来不是党派身份，而是敢不敢上阵杀敌。他从不刻意隐瞒自己知晓军中党员的事实，也拒绝跟风排挤、打压政工与基层党员干部。

这里需要厘清一组关键时间数据：两千余名登记在册的共产党员，是1927年6月张发奎就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后的统计数字，整个方面军八万兵力里，有两千至三千名有名有姓的党员，分散在参谋、政治部、营连指挥岗位。1926年攻打武昌时，党员规模尚未达到这个数字，只是这一阶段包容、重用党员的态度，已经完全成型。

1927年春夏，局势急转直下，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接连爆发，全国掀起大规模清党浪潮，各地抓捕、屠杀共产党员的事件不断发生。彼时手握重兵的张发奎，成了各方势力紧盯的对象。旁人都预判，他会顺势清洗军中党员，以此向南京、武汉国民政府表忠心，保全自身兵权与地位。
可他没有采取暴力清剿的手段。根据《张发奎口述自传》与郭沫若回忆录记载，他把部队里的共产党员集中到九江，给出两条出路：愿意追随起义队伍前往南昌的，发放路费、安排通行；不愿参与起义的，可自行前往上海等地避难，全程不设抓捕、不加迫害。
他晚年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学者访谈时明确提及，自己始终不认同唐生智等人暴力捕杀党员的做法，分共不等于杀戮，共事多年的将士，即便立场不同，也不该落得丧命的下场。南昌起义爆发后，他没有立刻率军追击，拖延多日才进入南昌城，也刻意绕开起义军南下路线，没有主动展开围剿。

但历史人物的选择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不能只用单一视角概括全貌。同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教导团、工人赤卫队在广州城内发起暴动，张发奎认为自己此前对共产党人极尽包容，却遭遇城内武装起义，心态发生剧烈转变，随即调兵回广州镇压起义，城内大量革命群众、共产党员遇害，这一段史实也需要客观看待，才能完整看清张发奎复杂的立场变化。

纵观整个民国军界，多数将领以派系、党派划分敌我，一心巩固自身势力。张发奎在大革命前期，能抛开党派偏见，看重将士作战实绩，善待并肩北伐的共产党员，在当时的环境里十分少见。
他半生征战，先后参与北伐、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等诸多对日作战，是公认的抗日将领。他一生反感内部倾轧，早年笃信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看重家国统一；可时代洪流裹挟之下，后期立场发生转变，做出与早年相悖的选择。
抛开非黑即白的评判，只看行为本身：他在1926至1927年上半年，庇护两千余名军中党员，不配合无理由的清党行动，这份包容，源于战场上共同浴血的情谊，也源于一名军人对勇者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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