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女子去剧院看歌剧，现场乐队开始演奏了，身边的大妈还在和朋友说话，女子就“嘘”了一声，好心提醒下她安静一点，没想到大妈突然说自己耳朵不舒服，是女子刚才那一声“嘘”造成的，要求女子陪她去医院检查，女子拒绝了，大妈把女子告上了法庭，最后法院判决让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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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6日下午，上海一名女子倪某去剧院看歌剧。

第二幕马上要开始时，现场灯光已经熄灭，乐队也开始演奏了，可她身边一位大妈还在和朋友说话，影响了旁边观众看演出。

倪某见状，就转头把手挡在嘴前，朝大妈轻轻“嘘”了一声，意思很简单，就是提醒对方安静一点。

本来这事到这一步，按常理说也就过去了。

可谁能想到，过了二十多分钟后，大妈突然说自己耳朵不舒服，还认为就是倪某刚才那一声“嘘”把自己耳朵弄伤了，要求倪某陪她去医院检查。

倪某觉得自己只是正常提醒，而且声音也不大，不可能造成什么伤害，就没有答应。

结果，大妈直接报了警。

警察到场后，大妈去医院做了检查，当天检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大问题。

后来在警方调解下，倪某向大妈道了歉，大妈也同意不再追究，这件事当时算是和解了。

但事情并没有真正结束。

到了第二天，大妈又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显示为右外耳挫伤、右爆震性聋。

于是她又改口了，要求倪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一共7.5万余元。

倪某不同意，大妈就把她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大妈坚持说，倪某那声“嘘”很尖锐，穿透力也强，正是这一下让她耳朵出了问题。

她还说自己当时签和解协议的时候，天比较晚，人也有些迷糊，民警催得又急，协议内容也没看清，所以那份和解不是她的真实意思，不能算数。

倪某这边一直喊冤，认为自己只是出于善意提醒，想让对方别影响别人看歌剧，根本不可能造成什么耳朵损伤。

她也申请了相关说明，希望法院弄清楚这件事到底和她有没有关系。

一审法院审理时，还专门问了大妈以前有没有做过听力检查，大妈说没有，平时身体也一直不错。

法院也尝试调取剧院现场监控，但因为摄像头离座位比较远，而且没有声音，灯光又已经关了，根本看不清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

法院最后认为，这件事首先要看现场情况。

根据查明的事实，歌剧第二幕开始时，大妈还在持续和同伴说话，这本身就影响了周围观众的正常观演。

倪某用手挡在嘴前，轻轻“嘘”了一声，目的就是提醒对方安静，属于比较常见、也比较克制的做法，不能说她有恶意，更谈不上故意伤人。

而且，大妈和同伴在倪某提醒后就停止了说话，这也说明倪某的提醒确实起到了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倪某的行为本身没有违法问题。

再往后看，法院也觉得，从常理上讲，一声近距离的“嘘”声，和能造成爆震性聋的那种强烈冲击波，根本不是一回事。

大妈的两位诊疗医生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也明确说过，正常的“嘘”声一般不可能造成爆震性耳聋，也不能因此判断对方听力下降。

另外，从病历看，大妈当天急诊时，右耳鼓膜结构完整，标志清晰，没有看到充血和异常分泌物。

后来门诊检查虽然显示双耳耳声发射未通过、听力曲线有变化，但医生也说了，因为没有既往听力检查作对比，没法判断听力下降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也没法确认具体原因。

再加上大妈的鼓膜一直是完整的，所以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她后来主张的耳鸣、听力下降等结果，和倪某那声“嘘”之间有直接关系。

至于大妈申请做鉴定，法院认为，医生已经给出了比较明确的专业意见，而且这些意见也符合日常经验判断。

在现有证据下，相关问题已经可以认定，再去做鉴定意义不大。

也就是说，大妈想证明“倪某的行为导致了自己的伤情”，但证据链并不完整。

法院还提到，双方在警方主持下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

大妈后来再说自己不知道签的是调解协议，也没有足够依据支持。

最后，一审法院驳回了大妈的全部诉讼请求。

大妈不服，又提起上诉，但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并没有问题，最后还是驳回了她的全部请求。

这件事说到底，争议点不在于“提醒别人安静”对不对，而在于能不能证明，倪某那一声“嘘”真的造成了大妈所说的损害。

法院看的是证据，不是感觉。

证据说不通，索赔自然站不住。

对于公共场合来说，安静观看演出、不要打扰别人，这是基本规则。

这社会不是谁弱谁有理，最讨厌有些人倚老卖老，还不遵守公共秩序，不能光凭一句“我不舒服”就把责任全推给别人，自己身体出现问题，自己心知肚明，不能做甩锅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