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张照片时，他的家人都泪目了！这是1935年临刑前，家人买通狱卒，请人给他拍的，此前，他已受尽各种酷刑，被扔进炙热的铁皮桶，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年轻的狱卒听了都红了眼眶。但他始终没有屈服。
​​快门响过之后，牢房里只剩下死寂。照相师傅匆匆收拾东西离开，不敢回头多看一眼。狱卒收了好处，破例让牟永大的母亲和妹妹进来见最后一面。

黑白老照片留存至今，是达州市档案馆珍藏的珍贵史料。镜头里的牟永大双手被铁镣牢牢锁住，厚重棉衣遮盖不住满身伤痕，脊背却挺得笔直，眼神沉静沉稳，看不出半分畏惧。这张相片得来不易，背后藏着一位川东革命者以血肉坚守信仰的完整过往。

牟永大，又名牟蕉联，1905年生于原达县蒲家场，也就是如今达州通川区蒲家镇，幼年丧父，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少年时期他在绥属联合中学读书，接触进步书刊，主动参与抵制日货、学生罢课等爱国运动，因行事激进被校方开除，之后远赴上海、南京求学，192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年在上海闸北、吴淞一带，他扎根工人群体，奔走宣传革命理念。1926年迫于军阀追捕回到家乡，短暂以小学教员身份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会、开办夜校，带着乡亲对抗苛捐杂税。当地军阀刘存厚将他视作心腹大患，全程通缉，他只能辗转成都隐蔽，始终没有停下地下工作。

1933年红军撤离达县，牟永大遵照川陕省委安排回乡潜伏，借着同乡任职县长的便利，进入县政府担任助理员作为掩护。他联合同志搭建秘密外围组织“绿衣社”，专门为红军侦察敌情、筹措枪支弹药，行事极为谨慎，反复叮嘱成员严守单线联络纪律。

1934年6月，驻防达城的军阀罗君彤以“曾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罪名将他逮捕。敌人清楚他掌握完整地下组织线索，企图依靠酷刑撬开他的嘴。老虎凳、吊鸭儿凫水、烧八筒花轮番施加在他身上，最残忍的酷刑名为“背火背儿”——把装满炭火的铁皮桶捆在他后背，一边煽火炙烤皮肉，一边持续审讯。牢房里传出的痛苦呼喊，连常年看管犯人的年轻狱卒都心生不忍。

长达半年的牢狱折磨里，敌人软硬兼施。一边许诺只要供出地下党员名单，就能立刻释放、给予安家钱财；一边用无休止的酷刑持续摧残他的身体。可牟永大每次清醒过来，只有痛斥军阀压榨百姓的斥责，没有吐露半句组织秘密。敌人用尽手段一无所获，最终敲定1935年1月26日，在达城南门河坝将他处决。

得知行刑日期，牟永大的母亲与妹妹四处借钱，凑齐三十块银元打通狱卒，只求能拍下一张相片留存念想。行刑前一日，拍照师傅悄悄进入昏暗牢房，压抑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满身伤痕、手戴镣铐的牟永大面对镜头，没有低头落泪，目光坦然望向镜头，早已做好舍生取义的准备。

快门落下的瞬间，狭小牢房瞬间陷入死寂。拍照的师傅满心惶恐，不敢再多看烈士一眼，草草收好器材快步离开，生怕被看守追责。收了银元的狱卒信守承诺，短暂放行，让牟永大的母亲和妹妹进入牢房相见。

史料没有记录这次最后会面的对话，只留下旁人转述的片段：两个女子看见亲人满身伤疤、身负镣铐，当场崩溃痛哭。牟永大反倒平静安抚家人，劝她们不必为自己悲伤，革命本就需要有人牺牲，只要百姓能摆脱军阀压迫，自己的牺牲便有价值。短暂相聚结束后，家人强忍泪水离开牢房。

几日之后，牟永大戴着沉重镣铐走过长街，沿途百姓纷纷驻足。抵达刑场后，他拒绝下跪，高声呼喊革命口号，最终英勇就义，年仅三十岁。那张靠银元换来的照片，成了烈士留给家人、留给后世唯一的直观影像。

几十年过去，蒲家场、达城南门河坝早已换了新模样，当地老一辈百姓依旧记得这位铁骨铮铮的革命者。当年受过他引导、跟着他参与农运的乡亲，时常提起狱中受尽酷刑却绝不妥协的牟永大，说酷刑能损伤他的肉身，却从来磨不掉他骨子里的骨气。如今这张旧照陈列在达州档案馆，每当后人凝视照片里沉静坚毅的身影，便能读懂当年无数地下革命者舍生取义的赤诚。

肉体的折磨永远摧不毁坚定的信仰，死亡也无法吓退心怀家国的英雄。正是无数像牟永大一样的烈士，以血肉之躯抵挡黑暗，才换来了后世安稳平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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