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以外，叶剑英还有一个重要职务，那就是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
时钟拨回1947年春天。当时的局势简直就是泰山压顶。蒋介石眼看全面进攻无法奏效，立马改变策略，调集了胡宗南的25万精锐大军，像铁桶一般扑向延安。要知道，当时保卫延安的西北野战军满打满算也就两万多人。力量悬殊太大，硬拼绝对会吃大亏。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党中央做出了一个极具魄力的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在陕北的群山里和敌人绕圈子，寻找战机。
撤退这两个字写起来容易，操作起来简直难如登天。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长达十年，积攒了极其庞大的机关人员、海量的机密文件、沉重的电台设备以及后勤物资。这可是整个解放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这么庞大的队伍往哪里撤？具体怎么撤退？
最终，中央一锤定音，把领导机构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战局；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领一部分机关人员组成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开展工作；剩下的大批非战斗人员、后勤辎重以及情报通信中枢，必须立刻进行安全转移。
转移这副关系到中央机关存亡的千钧重担，实打实地压在了叶剑英的肩上。
负责带队转移的，是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他们俩面对的，是一支多达5500人的庞大队伍。这支队伍里，有中央机关的干部、家属，还有机要处、情报部的核心人员。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对革命事业的打击都将是毁灭性的。
最初，按照既定计划，这支队伍东渡黄河到达晋绥地区的临县三交镇后，应该继续向东，分流到太行山根据地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叶剑英展现出了一个军事家独有的敏锐嗅觉。他看着军用地图，心里反复盘算着一笔账：五千多人的队伍如果继续长途跋涉，一路上的安全如何保证？物资供应怎么跟上？更致命的问题在于，毛主席带领的中央前委还在陕北和敌人周旋。前委的兵力极其有限，随时需要后方提供强大的情报支持和物资补给。如果后方机关走得太远，一旦通信联络出现延迟，前方的处境将变得极其危险。
想到这里，叶剑英和杨尚昆立刻找到了正好在三交镇统筹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把利弊摊开一分析，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队伍别走远了，干脆就留在晋西北！
周恩来听完，深表赞同，立刻将这个意见电告中共中央。1947年4月11日，中央正式复电批准了这个建议，并宣布成立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担任书记，杨尚昆任后方支队司令员，统筹大后方的一切工作。
这个把大本营扎在晋西北的决策，直接盘活了整个陕甘宁的战局。这里距离陕北仅有一河之隔，既能躲避敌人主力的锋芒，又能随时为前委输血。这种极其精准的战略定力和判断力，确实让人叹服。
很多人对“后委”这两个字有误解，觉得大后方无非就是管吃管喝搞搞后勤。其实情况完全相反，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后委的作用堪称整个解放战争的“神经中枢”。
后委最核心的任务之一，就是保障通信联络的绝对畅通。当时的陕北，毛主席带着前委在山沟沟里和胡宗南“捉迷藏”。为了保密和安全，前委的队伍经常需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很多时候连大功率电台都不能随便开机。
这个时候，叶剑英领导的后委就成了全军的超级转接站。全国各个战区发给毛主席的电报，全都要先发到晋西北的后委；后委截获的国民党军事情报，也会在这里进行极其缜密的汇总分析，然后再用最精炼的语言发送给陕北前委。可以说，叶剑英在这里为毛主席搭建了一个绝对安全、高效的情报网。
这种看不见硝烟的暗战，惊险程度丝毫不亚于真枪实弹的冲锋陷阵。叶剑英凭着多年担任总参谋长的严谨作风，把情报和机要工作安排得滴水不漏。翻开史料就能发现，叶剑英对机要保密工作的要求严苛到了极点，确保了中央核心机密在动荡的转移中万无一失。
除了情报通信，后委还面临着极其琐碎且繁重的后勤生存压力。五千多张嘴每天要吃饭，数不清的骡马需要草料，还有大量的伤病员需要妥善安置。晋西北本来就是一个相对贫瘠的地方，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么多人的生计问题，简直有些难为无米之炊。
面对这些一地鸡毛的难题，叶剑英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与统筹能力。他没有向中央叫苦，反倒撸起袖子组织大家开荒种地，搞生产自救。他带头精打细算每一粒粮食、每一分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后委不仅稳稳当当地养活了这五千多人，还源源不断地筹集粮食、弹药、被服，想方设法运过黄河，送到陕北前线将士的手中。
从1947年4月正式成立，到1948年5月完成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后委存在了短短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当西柏坡的会师号角吹响，后委的任务圆满结束。随后，叶剑英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出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并在不久后成为北平市第一任市长。
尽管存在时间不长，那个在晋西北小镇上统筹全局的“后委书记”，绝对是叶剑英戎马一生中极其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