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不到20天，丈夫就随红军长征，他说等他3年就回来，可她却等了近90年，直到106岁时还在村口张望、等待丈夫！
1918年，段桂秀出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那时候农村穷苦，家里实在养不活这个女娃。在她才10个月大的时候，父母无奈之下将她送到了车溪乡的王家当童养媳。
王家有个男孩叫王金长，比段桂秀大7岁。两个人从小在一个屋檐下长大，一口锅里吃饭，一条田埂上奔跑。可谓是真正的青梅竹马。王金长懂事早，处处护着这个小妹妹，段桂秀也在心里早早认定了这个一生的依靠。她最喜欢跟在后头，甜甜地喊上一声“金长哥哥”。
感情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扎了根。1933年的正月，伴随着一阵简单的爆竹声，还不满15岁的段桂秀和王金长拜堂成亲。没有华丽的红嫁衣，也没有丰盛的流水席，但两个年轻人的心贴得紧紧的。段桂秀觉得，自己终于成了王家名正言顺的媳妇，往后的安稳日子还长着呢。
可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容不下普通百姓的安稳梦。
新婚的甜蜜才刚刚维系了不到20天，王金长做出了一个让全家人都感到震惊的决定。他要离开家，去当红军。
那是中国革命极其艰难的时期，前线天天都在打仗。王金长心里清楚，这一去必然九死一生，但他更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跟着队伍把世道打平了，老百姓才能有真正的安生日子过。段桂秀没有哭闹阻拦，那个年代的传统女性，骨子里懂得什么叫大义。她连夜找来黄麻，借着昏暗如豆的油灯，一针一线地给丈夫编织了一双结实的草鞋。
临别的那天，就在车头圩的一棵大樟树下。王金长背着简单的行囊，把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塞进妻子的手里。他眼眶微红，深情地看着眼前这个新婚妻子，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嘱托：“我三五年就回来，等着我吧！”
段桂秀用力点了点头，把那双熬夜打好的黄麻草鞋塞进了丈夫的包袱里。她站在原地，看着丈夫转身，一步三回头地越走越远，直到那个挺拔的背影彻底消失在弯弯曲曲的山路尽头。
从那一天起，等待，就成了段桂秀生命中唯一的主题。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第一个“三五年”过去了，接着又一个“三五年”也熬了过去。于都县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当年有八万六千多名红军战士从这里渡过河，踏上漫漫征途。村里外出打仗的人很多，能活着回来的却寥寥无几。偶尔有人劝段桂秀趁年轻改嫁，她总是拨浪鼓似地摇头。她心里只有一个坚定的执念：金长哥哥亲口答应过的，他一定会回来。
1949年的8月13日。这是一个天大的喜日子。当年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如今化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打回了老家，被白色恐怖笼罩了15年的于都县迎来了解放。
听到这个天大的喜讯，整个于都沸腾了。段桂秀的心更是跳到了嗓子眼。她特地翻出箱底最干净的衣服换上，天还没亮就起了个大早。为了能早点见到丈夫，她硬是靠着一双脚板，摸黑走了几十公里的崎岖山路，一路赶到了县城。
段桂秀挤在人群的最前面，垫着脚尖，睁大了眼睛，在浩浩荡荡的队伍里焦急地寻找着。从凉爽的清晨一直等到日落西山，看着一队又一队的解放军走过，直到大部队全部进了城，她也没有看到那个日思夜想的身影。
满怀希望地去，失魂落魄地回。那条几十公里的山路，段桂秀走得无比艰难。
又等了四年，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一击。
1953年的一天，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坝脑村。跟他们一起到来的，唯有一张盖着鲜红印章的纸——革命烈士证明书。工作人员轻声告诉她，王金长同志在长征途中光荣牺牲了。
段桂秀彻底愣住了。她捧着那张薄薄的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个事实。她绝望地拉着工作人员追问：“他在哪里牺牲的？埋在哪里了？凭啥一张纸就能决断他的生死？”
王金长的具体牺牲时间、地点，根本无从查证。
段桂秀心里依然固执地坚信：只要一天没见到人，也没见到骨灰，她的金长哥哥就还活着，就还在回家的路上。
婆婆因为思念儿子经常生病卧床，段桂秀就衣不解带地在床前伺候，端屎端尿，毫无怨言，直到老人安详离世。王金长还有一个年纪尚小的弟弟，段桂秀就长嫂如母，辛勤在田间劳作，硬是拉扯小叔子长大成人，帮他娶妻生子，看着王家一步步开枝散叶。
1965年，王金长离开家整整32年的时候，段桂秀做了一个庄重的决定。为了让丈夫后继有人，她把小叔子的一个儿子过继到了自己名下，当做自己和王金长的骨肉。她给孩子取名叫王地长，寓意天长地久。她把对丈夫的所有深情与思念，都倾注在了这个晚辈身上。
段桂秀从满头青丝的小媳妇，变成了步履蹒跚的白发老奶奶。村里的老樟树长了一圈又一圈的年轮，
一切都在变，唯独段桂秀依旧每天去村口张望的习惯没有变。那张曾让她痛彻心扉的烈士证明书，如今已经被她摸得边缘发毛，成了她怀念丈夫唯一的实物寄托。
近90年的等待，长得足够沧海变成桑田，长得足够让几代人更迭交替。
106岁的段桂秀，依然在这个村落里平静地生活着。她的大半生都在漫长的等待中度过，这等待里有难以言说的辛酸，有无尽的无奈，唯独没有半点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