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一名国民党中将被俘，跟着红军走完长征，可等到了延安，毛主席却挥了挥手，说：“你回去吧。”


在红军队伍里，张振汉最难摆放的位置，不是课堂前面，也不是押解队伍中间，而是在一张看不见的旧关系网里。
他被俘以前，是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带着中将军衔，奉命围剿红二、红六军团。这样的军人，身上有两层东西，一层是战场上的敌对身份，一层是国民党军政系统里多年攒下的人脉和名头。

红军若只看前一层，可以把他关起来；若看后一层，就不能急着把这人用完。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左右，张振汉率左支队走到老鸦关附近。
路窄，阵地不好摆，左侧靠山，右侧临谷，脚下石多。战斗从下午拖过夜里，又拖到十五日上午七时左右。中路、右路没有按他盼的那样及时靠上来，司令部身边的兵越打越少。等红军冲上阵地时，他受了伤，也丢了部队。

忠堡一战，红二、红六军团俘敌两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还缴获电台两部。张振汉成了战果中最醒目的那一个。可红军没有立刻把他处理成一桩旧账。伤口要医，人要看管，话也要慢慢问。一个中将俘虏留在队伍里，吃住行都要有人负责，这不是轻省事。

没过多久，他的炮兵本事先露出来。龙山战斗中，红军手里有缴来的山炮，会用的人少。张振汉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被叫去帮忙试炮。两发炮弹打向碉堡，落点有效。一个刚从敌军阵地上败下来的人，在红军战场上立住的第一样东西，不是态度，是手艺。

这让他的身份更尴尬。只当俘虏，可惜；立刻当同志，又太快。
红军把他放进学校，让他讲行军、阵地、炮兵和旧军队的作战习惯。高级班里坐着营以上干部，萧克、王震等人也听过他的课。台上讲的人刚吃过败仗，台下听的人刚打赢过他，课堂没有什么体面可讲，只有眼前缺什么、能学什么。

张振汉在这段日子里看到的，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姿态那么简单。
红军缺装备，缺给养，却在山沟里办学校；干部不避讳向俘虏学技术，也不把旧军队的经验一棍子打碎。旧军队里常见的那套脸面，在这里排得靠后。

能不能派上用场，才压在桌面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一带出发长征。张振汉跟着走。队伍带他上路，等于继续承担麻烦。长征不是旅行，多一张嘴，多一份照看，都会落到具体的人身上。他伤病缠身时，队伍给他找过骡子，也安排人照料。

那不是富余里的照顾，是紧处里的分配。

路越长，张振汉越不可能只把自己当旁观者。他给红军讲课，也受红军保护；他是败将，也被允许保留本事；他过去带兵追剿这支队伍，如今又靠这支队伍走过雪山和草地。人的立场未必在某一刻猛地翻过来。它常常是被一件件具体事压着，慢慢变形。

到陕北后，他的去留摆到毛主席面前。
把他留在学校，不难解释。红军需要懂炮兵、懂旧军制的人，他已经讲过课，也走完长征。可毛主席没有把他留成一个安全的教员。

接见之后，给他的去向是回国统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他能被派回去，靠的也不是一张空白脸。
保定军校炮科出身，第四十一师师长，中将军衔，这些旧身份在红军内部未必值钱，放到国统区却能开口、能见人、能进入一些普通干部进不去的场合。毛主席要他回去，等于没有把这些旧牌子丢掉，而是让它们换一个方向使用。

回去以后，他不能公开说自己在红军学校怎样讲课，也不能把长征路上的见闻拿来当护身符。旧系统里的位置要继续站，抗日的线也要暗中接。连云港市长、驻台湾省特派员这些职务，让他仍能挂在国民党体系里活动。
越是这样，他身上的那层夹缝越明显。

这一步把张振汉推回更不好走的地方。延安已经有人知道他，红军里也有他的位置。回国统区，旧同僚会看他，旧上级会试他，旧官场会盘问他。他不能拿长征路上的经历到处张扬，也不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回去。

那几年，日本侵略压得越来越紧，抗日需要更多能在旧系统得上话的人。

张振汉后来出任过连云港市长，也做过驻台湾省特派员。
表面看，职务仍在国民党系统里走。可一九四九年三月，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与湖南起义相关工作。那时许多人忙着找退路，他没有再回到原来的队列里。

湖南局势转到和平解放前夕时，他参与相关起义工作，作用不再是课堂上讲一门技术，而是在旧关系尚未完全断开的地方递话、接线、推动人作选择。

毛主席那次安排很硬，把一个已经被红军带过长征的人，又送回旧世界去办事。

那一步没有庆功，也没有安置，只有重新进入旧场面的风险。老鸦关的败仗没有替他关上门，龙山的炮口没有替他换完身份，延安也没有给他一把安稳椅子。

张振汉重新走进国统区时，身上还带着中将的旧名头，脚下却已经不是原先那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