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女战士徐敏准备去如厕，突然被一壮汉抱到了床榻上，对方捂住了她的嘴巴，并凑到她的耳边轻声说：丫头不要动，现在你是我老婆。房间内黑漆漆的看不清对方，但徐敏听出了男人是村里的老江。
1939年6月12日，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一场蓄谋已久的屠杀拉开了帷幕。国民党第27集团军的军官张绍奇，满脸堆笑地跑来请新四军参谋涂正坤去乡公所“洽谈合作”。涂参谋心胸坦荡，带着通讯员就去了。结果刚走出一百多米，张绍奇突然翻脸，埋伏在暗处的狙击手直接开枪，涂正坤和通讯员当场壮烈牺牲。
这仅仅是个开始。紧接着，大批武装到牙齿的匪兵像恶狼一样扑向了新四军通讯处。面对敌众我寡的绝境，通讯处主任罗梓铭为了顾全抗战大局，命令大家不要开枪，试图和敌人讲道理。可这帮人早就红了眼，哪里听得进半个字？他们将通讯处人员全部缴械捆绑。秘书吴渊在大街上怒斥对方破坏抗战，结果被乱枪打死在血泊中。当天深夜，罗梓铭等人也被秘密活埋在荒郊野外。
敌人擦干了地上的血迹，以为把所有的嘴都死死捂住了。可他们不知道，就在通讯处大门被踹开的那一刹那，22岁的女战士徐敏正准备去如厕。
外面的枪声和嘶喊声瞬间让徐敏警觉起来，她刚想探头出去看看情况，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突然从背后死死钳住了她。还没等她惊呼出声，嘴巴就被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捂了个严实。这个壮汉不由分说，连拖带拽把她弄进了一个低矮阴暗的小房间，直接摁倒在床榻上，并迅速用被子把她盖住。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里，徐敏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她当时年仅22岁，平江本地人，虽然早早就投身革命，还坐过7年国民党的冤狱，可谓久经考验，但在这种突发状况下，心里也难免打鼓。她以为自己落入了土匪或是敌军手里。为了脱身，她急中生智，趁着对方扒她外衣塞进枕头底下的空隙，顺手抄起床头的煤油灯就要往壮汉头上砸。
“丫头不要动，现在你是我老婆！”壮汉一把摁住她的手，压低嗓音急促地说道，“我是你老江叔！白军来了，听我的话躺着别动！”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徐敏紧绷的神经才稍微放松了一点。她听出来了，这个男人正是经常给通讯处送吃送喝的邻居老江。
老江把徐敏安顿好，自己像一尊门神似的堵在房门口，掏出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强装镇定。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几个凶神恶煞的国民党大兵端着枪闯进了院子，嚷嚷着要搜查新四军的女兵。老江赶紧迎上去，哭丧着脸说：“长官饶命啊！我婆娘染上了霍乱，烧得糊里糊涂的，正躺在床上呢。你们可千万别靠近，这病传染得厉害啊！”
一听“霍乱”两个字，那几个士兵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但带头的还是有些狐疑，拿着手电筒往屋里晃了晃。
此时的徐敏紧闭双眼，假装病得不省人事。因为极度紧张，她的脸憋得通红，额头上也全是汗，这副模样落在敌人眼里，反倒成了发高烧的最佳证明。老江在一旁继续演戏：“长官你看，脸都烧红了，你们要进就进吧，可别怪我没提醒……”
士兵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拿自己的命开玩笑，随便翻了翻外屋，便骂骂咧咧地脚底抹油溜了。
敌人虽然走了，但危机并没有解除。四周的房顶上架着机枪，村子各个路口全被封死。徐敏知道，自己多留一秒，老江的危险就多一分。两人一合计，决定利用徐敏平时常去河边洗菜挑水的习惯，找机会从后门溜出去渡河。
老江故意在院子里大声吆喝：“老婆娘，还不赶紧去挑水洗菜做饭！”徐敏十分默契地应了一声，挑起水桶，拎着菜篮子，低着头朝后门走去。一出门，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瞬间对准了她。有敌兵调戏说她是新四军的姨太太，徐敏强压恐慌，板起面孔回呛：“老总看走眼了，我自家有男人，没看我去挑水？”敌兵见她这副泼辣的乡下妇人模样，也就放松了警惕，挥手放行了。
来到河边，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平江的水流湍急，徐敏虽然在江边长大，但其实是个旱鸭子。强行渡河无异于送死，而身后的搜捕声已经越来越近。走投无路之下，她敲开了附近一户农家的大门。
这家的大娘一看是新四军的女战士，二话没说，赶紧从灶台底下抓了一把黑漆漆的锅灰，均匀地抹在徐敏清秀的脸庞上，又找出一套满是补丁的破烂衣服给她换上，最后往她手里塞了一个破碗和一根打狗棍。眨眼之间，那个干练的女战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步履蹒跚、满身酸臭的老乞丐。
就这样，徐敏凭着这份堪比易容术的伪装，一路装疯卖傻，连滚带爬地躲过了敌人的层层盘查，最终成功逃出了平江。
徐敏逃出魔窟后，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党组织，将平江惨案的惨烈真相公之于众。《新华日报》等媒体迅速跟进报道，国民党反动派试图掩盖罪行、栽赃嫁祸的阴谋被彻底揭穿，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
建国后，徐敏跟随丈夫江渭清到了江苏工作，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但她一生都保持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