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西南联大三百多名师生徒步西迁。为防土匪劫掠，张治中致信湘西群匪。谁知土匪竟回信承诺保驾护航，最终师生们毫发无损地走出了深山。
故事还得从那场史无前例的教育大迁徙说起。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华北沦陷，平津危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组建了临时大学。没过多久，战火烧到了长江流域，长沙也面临灭顶之灾。为了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后一点血脉，学校决定继续向西南大后方转移。
师生们的转移分为了三路。其中最艰苦也最壮烈的一路，由大约250名热血男儿和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等11位教授组成，史称“湘黔滇旅行团”。大家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不坐车，不乘船，徒步横跨湖南、贵州、云南三省。这群习惯了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知识分子，要把这次逃难变成一次丈量祖国大地的“教育长征”。
想法很激昂，现实却十分骨感。队伍刚集结完毕，湘西这个巨大的难题就横亘在所有人面前。那时的湘西穷山恶水，民风彪悍，大大小小的山头盘踞着各路绿林好汉和土匪武装。抢劫过路客商、绑票勒索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这三百多名师生，带着行李、书籍和沿途的生活费，在土匪眼里简直就是一块行走的大肥肉。
负责后勤和安保的张治中将军，为此愁得整宿睡不着觉。前线战事吃紧，他手里根本抽调不出正规军来护送。若是随便派几十个地方武装跟着，反而容易走漏风声，激怒深山里的那些“大王”，弄巧成拙。
无计可施之下，张治中走了一步常人根本不敢想的险棋。他干脆放低姿态，以个人名义，给湘西各路绿林首领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公开信。 在信里，他没有任何官场上的威压，也没有打官腔，满篇讲的全都是民族大义。他诚恳地告诉这些山大王：日寇压境，国难当头，这几百个年轻人皆是国家最后的读书种子，也是民族复兴的未来栋梁。他们身无长物，只有一腔热血和一堆破书，恳请各路好汉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治中还特意找来了出生于湘西的著名作家沈从文，利用沈从文在老家盘根错节的人脉，提前与当地的各方势力打招呼、做斡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封信竟然在湘西的绿林道上激起了巨大的回响。那些平日里刀口舔血的土匪头目们，收到信后毫无见财起意的心思，反而大受震撼。在民族大义面前，草莽英雄同样有着最纯粹、最朴素的爱国底线。 他们很快给张治中回了信，一口答应绝不动这批师生一根毫毛，甚至还承诺会在暗中派人保驾护航，确保这群“国家种子”在湘西地界上平平安安。
有了这份黑道上的“通行证”，湘黔滇旅行团终于在1938年2月踏上了漫漫征途。
免除了人祸，天灾与苦难依然如影随形。沿途尽是崎岖的土路和险峻的盘山道。春雨一下就是好几天，道路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连鞋都能拔掉。这群平时握惯了笔杆子的师生，穿上了几文钱一双的草鞋，在风雨中艰难跋涉。草鞋极不耐穿，一天下来就会散架。走不到两天，师生们的脚底板就磨出了十几个血泡。每到傍晚在老乡家借宿，大家便脱下鞋袜，挑破血泡，第二天咬紧牙关继续赶路。
大诗人闻一多先生，一路上和学生们同甘共苦。山路迂回曲折，有的地方下临深渊，他脚上的血泡破了又长，却始终婉拒别人让他去坐行李车的提议。 即使生了病，他也坚持步行，到了宿营地就和大家一起在地上铺点干草，席地而卧。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成了支撑青年学生们走下去的巨大精神支柱。
虽说土匪头子们发了话，但底下的喽啰众多，情况极其复杂。为了安全起见，旅行团在途经某些险要地段时，依然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有资料记载，队伍行至沅陵的凉水井镇时，曾传闻有土匪要来试探。全体师生在驻地熄灭了灯火，在黑暗中屏息凝神地警备了一整夜。幸运的是，土匪最终“爽约”了，大家度过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夜晚。
遇到一些不知情的散兵游勇或小股毛贼时，辅导团的李继侗教授就会挺身而出。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时也会顺应江湖规矩，留下一点微薄的“买路钱”当作见面礼，以此化解危机。事实证明，湘西的绿林好汉们总体上信守了诺言。 远远看到这支庞大却寒酸的队伍，知道这就是那批南下的读书人，便自觉地让开道路，不再为难。
在这60多天的徒步中，这群知识分子真正触摸到了中国社会的底层脉搏。
闻一多先生一到宿营地，连身上的泥水都顾不得擦，就带着学生去老乡家里采风问俗，收集民谣和神话。这段经历彻底洗刷了他们身上的娇气。他们深刻意识到，这片贫瘠却顽强的土地，正是需要他们倾尽毕生才学去建设和保卫的真实中国。
1938年4月28日，历经千难万险的湘黔滇旅行团终于抵达了昆明。三百多名师生，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在土匪横行的湘西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