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耿飚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他很快发现，中国勒紧裤腰带省下的化肥，正被阿方随意丢弃在田间任凭风吹雨淋。更荒唐的是，对方竟要求中国援建纺织厂，再用中国棉花织布返销中国。
 
1969年5月，将军出身的耿飚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临行前，周恩来特意交代：“要多看，多调查。”
 
那时的阿尔巴尼亚被称作“欧洲社会主义明灯”。中国为了支持这位“兄弟”，几乎不计代价地倾囊相助。
 
从1954年到1978年，中国对阿援助总额达100亿元人民币，实际到位近90亿，而阿总人口仅200万，人均受援4000多元。
 
耿飚到了地拉那，没多久眉头就皱了起来。
 
他走出大使馆调研，在田间地头看到的不是热火朝天的建设，而是触目惊心的浪费，中国援建的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可一堆堆白花花的化肥被随意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中方人员提醒不要浪费，阿方竟毫不在乎：“坏了没关系，中国再给嘛。”
 
更荒唐的事接踵而至，中国帮阿方援建纺织厂，但阿尔巴尼亚不产棉花，阿方提出棉花也得由中国提供。
 
中国只好用外汇从国际市场买来棉花运过去，阿方织成布、做成成衣后又提出——你们把这些布买回去吧，中国出钱、出机器、出原料，最后还要出钱把成品买回来。
 
在军事援助上，阿方胃口更大。军援项目之多、数量之大，远超其国防需要，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直白地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问谢胡打算什么时候还，对方回答根本没考虑过。
 
耿飚坐不住了，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他给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直言：化肥堆在地里烂掉，布料做成衣服返销中国创汇。
 
这种“有求必允”的援助法，既加重我国经济困难，又养成阿方依赖心理。
 
信寄出后，耿飚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毛泽东看后却大加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周恩来也将此话转告了他。
 
李先念后来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
 
根据耿飚的建议，中国开始调整对阿援助政策，面对援助减少，阿方宣称“很不理解”、“很不满意”。
 
1978年，中国正式停止对阿一切援助，阿方随即翻脸，霍查甚至将中国列为“主要敌人”这场持续近二十年的“单向输血”终于画上句号。
 
耿飚后来出任中联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他一生耿直，军人的风骨在1969年那封长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国与国之间，真正的友谊从来不是靠单方面施舍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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