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谢育才夫妇被捕，在狱中生下一个儿子。为逃出去，夫妻二人将儿子遗弃，越窗逃跑。然而，特务头子并未将他们处决，反而将儿子抚养成人......

这事要从1941年的反共高潮说起，当时南方抗战形势复杂，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破坏地下党组织，谢育才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带着怀孕八个月的妻子王勖，悄悄从闽西赶往江西赴任。

谁也没料到，江西省委内部早就出了叛徒，组织部长和交通员投靠了中统，把地下党名单全盘交出，谢育才夫妇刚到吉安没几天，就被特务堵在了住处，领头的正是当时江西调统室的特务头子庄祖方。

庄祖方对付地下党向来软硬兼施，他先是许以高官厚禄劝降，见谢育才不为所动，就拿怀孕的王勖要挟，甚至模仿谢育才的笔迹写信，把代理省委书记颜福华骗来抓捕，颜福华没扛住拷打很快叛变，整个江西省委几乎被一锅端，电台也落到了特务手里。

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候，王勖在牢房里临产了，阴暗潮湿的囚室里连块干净布都没有，她咬着衣角硬生生把孩子生了下来，夫妻俩给孩子取名谢继强，监狱里吃的是掺沙子的“沙谷饭”，王勖根本没有奶水，只能把饭嚼烂了一口口喂孩子，小婴儿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连哭声都弱得可怜。

庄祖方一看抓到了软肋，直接抱着孩子堵到谢育才面前：要么签自首书，要么眼睁睁看着孩子活活饿死。

谢育才握着笔的手一直在抖，他比谁都清楚，签了字就是一辈子的政治污点，可眼下硬扛到底，不光一家三口活不成，更要命的是，他已经发现，特务正用江西省委的电台欺骗南方工委，整个南委上千名同志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反复权衡之后，谢育才一横心签下了名字，心里却打定了主意：必须找机会逃出去，把警报送出去。

有了“自首”的名头，特务果然放松了看管，把夫妻俩转到了软禁住所，看守力度松了很多，谢育才天天装病卧床，把狱医开的药偷偷攒下来，泡成药水腐蚀窗户的铁栏杆；王勖则省下饭食藏起来，当作逃亡的干粮，两个人熬了好几个月，终于等到1942年4月的一个暴雨夜，雷声盖住了所有动静，看守也躲去偷懒了。

被药水腐蚀的铁栏杆轻轻一掰就断，可真到动身时，夫妻俩都僵住了：窗户缝隙狭窄，抱着婴儿根本钻不出去；就算勉强出去，一路翻山越岭躲追捕，孩子的哭声随时会暴露行踪，到时候谁都活不成，南委的警报也彻底送不出去。

那天夜里，两人对着襁褓里的孩子掉了很久的眼泪，最终做出了最残忍也最清醒的选择，把孩子留下，先逃出去救更多人。

王勖把孩子裹进自己的破棉袄，留了张写明身世的字条，先翻出了窗户，谢育才最后看了一眼熟睡的儿子，也跟着跳了出去，两人拖着摔伤的腿，徒步跋涉一千多里地，走了近一个月，终于赶到福建平和的南委驻地，把江西省委被破坏、特务即将对南委下手的消息及时上报。

遗憾的是，警报还是晚了一步，南委组织部长郭潜没及时撤离，被捕后很快叛变，整个南方工委还是遭到了重创，而谢育才因为签过自首书，又“轻易”从集中营脱身，组织上对他产生了怀疑，审查一轮接一轮，“叛徒”的怀疑伴随了他大半辈子。

而那个被留在牢房里的孩子，庄祖方第二天发现人跑了，气得摔了茶杯，手下提议拿孩子出气，却被他拦住了，这个手上沾过不少革命者鲜血的特务头子，居然把婴儿抱回了家，交给母亲抚养，还给孩子改名叫庄继强。

全国解放前夕，庄祖方带着全家逃去香港，也把孩子带在了身边，送他读教会学校，庄继强聪明用功，从小到大一直以为庄祖方就是亲生父亲，而那张身世字条，被庄祖方锁进了银行保险柜。

另一边，谢育才夫妇从没放弃寻找儿子，解放后他上任汕头市市长，立刻托组织帮忙打听下落，广州市公安局在开展敌特策反工作时，终于查到了庄祖方和孩子的线索，经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同意，工作人员与庄祖方谈妥条件：只要把孩子送回大陆，过往罪责可以既往不咎。

纠结了半个月，庄祖方最终打开保险柜，向16岁的庄继强说出了全部身世，上世纪50年代末，少年终于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改回谢姓，定名谢继强。

只是十六年的隔阂哪能瞬间消解，刚认亲时，孩子对着亲生父母半天喊不出一声爸妈，还问能不能先回香港考完毕业试。

后来谢继强留在大陆读书，1960年从广州广雅中学毕业，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可惜幼年在监狱里落下了病根，他身体一直不好，三十多岁便早早离世。

而谢育才的人生也始终坎坷，因为接回孩子的旧事，再加上当年的自首书争议，他先后三次被开除党籍，文革期间更是遭受冲击，1977年在湛江病逝时，依然背着不白之冤，临终前他反复叮嘱妻子，一定要帮他向组织澄清：他从没背叛过信仰。

直到1999年，随着历史档案陆续解密，中央正式恢复谢育才1926年至1945年的党籍党龄，压了半个多世纪的冤案终于平反，只是这个时候，谢育才和他苦寻半生的儿子，都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