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女福尔摩斯”。聂海芬，女，1965年9月生，曾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1986年，聂海芬参加工作，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任杭州市警校兼职教官。

主要信源：（大众网——叔侄奸杀冤案当事"女神探"今难寻 官方：绝不袒护）

2003年5月，杭州发生了一起恶性奸杀案。

一名叫王冬的女孩在搭乘货车抵达杭州后失踪，次日清晨尸体在郊区水沟被发现。

这起案件最终指向两名安徽籍货车司机，张高平和他的侄子张辉。

尽管现场没有直接物证，尽管受害人指甲缝里的DNA与叔侄二人不符，尽管全程没有目击证人。

但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依然迅速“侦破”了此案。

聂海芬是当时警界的明星人物。

她1965年出生，1986年参加公安工作，凭借极高的破案率被誉为“女神探”，荣获过浙江省“三八”红旗手称号，甚至被央视专题片称为“无懈可击”。

在她接手张氏叔侄案之前，她经手的几百起重特大案件准确率号称百分之百。

正是这起案件，成为了她职业生涯乃至中国司法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污点。

案发当晚，张氏叔侄受老乡所托，顺路搭载王冬前往杭州。

货车于凌晨抵达杭州艮秋立交桥，王冬下车换乘出租车，叔侄俩继续赶路。

这本是一次普通的顺风车，却在王冬遇害后变成了噩梦。

警方根据王冬生前最后通话记录锁定了张高平的手机号，进而将叔侄二人列为重大嫌疑人。

在随后的审讯中，缺乏直接证据的办案人员采用了长时间剥夺睡眠、饥饿、体罚等手段。

张高平后来回忆，他在审讯室里被罚站七天七夜，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殴打；张辉则被逼迫反复修改口供直至“符合逻辑”。

在极度身心摧残下，两人最终作出了有罪供述。

然而，这些供述漏洞百出，甚至连作案细节都无法对应。

聂海芬介入案件时，面临的核心难题是证据链的缺失。

受害人指甲中提取的陌生男性DNA，与张氏叔侄完全不匹配。

但聂海芬并未对此深入追查，反而将重心放在了如何用现有口供构建完整的犯罪逻辑上。

她带队进行了所谓的“侦查实验”，用空货车模拟行驶路线和时间。

却忽略了张氏叔侄当时驾驶的是满载货物的重型卡车，实际行驶速度与模拟结果存在巨大差异。

更令人震惊的是，聂海芬在面对科学证据时的主观臆断。

当法医指出受害人体内未发现精斑，可能因水流冲刷而消失时，她轻易采信了这一推测，却无视了DNA鉴定技术的客观结果。

她坚信张氏叔侄就是凶手，所有的侦查工作都变成了为这一预设结论寻找支撑，而非探寻真相本身。

2004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

二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

判决生效后，叔侄二人被送入监狱。

在服刑期间，张高平始终拒绝认罪，也拒绝签署任何悔过书以换取减刑。

他不断申诉，坚称自己清白。

转机出现在2005年。杭州又发生一起类似奸杀案，凶手勾海峰被抓获并执行死刑。

张高平在监狱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发现勾海峰的作案手法与王冬案高度相似。

他意识到真凶可能另有其人，随即开始了新一轮的申诉。

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声音最初并未得到重视。

直到2007年，新疆石河子市检察官张飚在巡视监狱时注意到张高平的案子。

经过细致审查，张飚发现案件存在多处重大疑点，尤其是那份被忽略的DNA证据。

他多次向浙江司法机关发函建议重审，均未果。

2011年，在律师朱明勇和媒体的推动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决定立案复查。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宣判，认定原判决证据不足，撤销原审裁判，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此时，两人已在狱中度过了近十年。

同日，警方通过DNA比对确认，王冬指甲中的生物痕迹属于已执行死刑的勾海峰。

冤案得以昭雪，但张氏叔侄失去的青春和家庭已无法挽回。

这起冤案暴露了当时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多重问题。

首先是“口供中心主义”的盛行。

在缺乏客观物证的情况下，办案人员过度依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甚至不惜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口供。

其次是侦查方向的封闭性。

一旦锁定嫌疑人，所有工作都围绕证明其有罪展开，对相反证据视而不见。

聂海芬作为预审专家，本应是案件质量的把关人，却在主观预判下成为了错误链条的加固者。

案件平反后，聂海芬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据相关信息显示，她受到了组织处理，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但仍在公安系统内工作。

这种处理结果引发了公众关于司法责任追究的讨论。

一方面，冤案的形成往往是系统性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另一方面，作为案件的关键负责人，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职业与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