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湖南妈妈刘福兰快死了。
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半年。她第一件事不是治病，而是想把两个儿子“送”出去。一个11岁，一个8岁。
她先找到丈夫的两个姐姐。大姑姐家，电话那头是叹气：“我这带着三个孙子，实在没力气了。”二姑姐家，她丈夫直接抢过电话：“我们家锅都快揭不开了，接不了。”
电话挂断，屋里死一般地安静，只有孩子的呼吸声。
她最后找到自己的亲姐姐刘建兰。姐姐一口答应。可姐夫尹建文一听，猛地把手里的饭碗摔在地上，碎片溅了一地。他指着门口：“我们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40平米的破房子里，你再弄两个过来？”
刘福兰没说话，默默拉着两个孩子的手，转身走了。
走投无路，她找到了当地的义工联。这事一下就传开了。有人在网上发起筹款，半个多月，四万多块。小区的邻居们你一百我五十，凑了七千多。孩子学校也组织了捐款。
钱能解决一时，但孩子不能活在钱里。他们需要一个家。
所有人都以为这事就这么僵着了，直到那天在医院，姐夫尹建文又来了。他不是来看刘福兰的，是被自己两个儿子拽来的。
他的两个儿子，当着所有人的面，对着他开了口。
“爸，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没钱买零食，是小姨偷偷塞给我们的。”
“我考上高中那年，学费不够，也是小姨跑去借的。”
两个大小伙子，眼睛通红，声音都在抖：“今天你要是不答应养弟弟，我们俩，就当没你这个爸。”
尹建文一句话没说。他转身走出病房，靠在走廊的墙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惨白的灯光打在他脸上，烟雾缭得他眼睛都睁不开。半包烟抽完，他把烟头狠狠摁灭在墙上，走回病房，对着病床上的刘福兰，只说了一句：
“明天，我去办手续。”
2016年11月26日，刘福兰走了。
这世上，能逼一个男人心甘情愿咽下委屈、扛起担子的，从来不是什么大道理。有时候，就是一笔还不清的“人情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