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赴东北前，黄克诚不是派了三师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沈启贤和八旅副旅长胡继成率领先遣队先期奔赴东北的吗？到了东北，沈启贤坐而不动，胡继成却四处奔波，搞到了大批物资和车皮，解了三师的燃眉之急。
新四军第三师可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在苏北盐阜地区那是大名鼎鼎的抗日铁军。从1941年建军开始，这支队伍在黄克诚的带领下，大大小小打了无数场硬仗，是中共手里的一张绝对王牌。抗战刚一胜利，黄克诚高瞻远瞩，向中央建议抽调主力进军东北。中央果断拍板。于是，这3.7万余人的精锐，从气候温和的苏北拔营起寨，踏上了进军东北的漫漫征途。
但精锐归精锐，大自然可不管你战功多显赫。江南的秋天和东北的初冬，完全是两个世界。这支队伍绝大部分都是南方人，离开苏北时穿的还是单衣单裤。老话说得好，“七九八九，沿河看柳”，在南方秋天还能凑合，可东北的冬天那是出了名的狠，滴水成冰，动辄零下二三十度。三万多张嘴要吃饭，三万多具身躯要御寒，更别说大部队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上机动，全靠两条腿根本跑不过火车轮子。
冬装、粮食、交通工具，这三样东西，成了悬在黄克诚心头的三把尖刀。
为了不让大部队到了东北抓瞎，1945年9月25日，先遣队提前出发了。这支队伍非常精干，配有侦察连和骑兵排，带队的就是沈启贤和胡继成。他们的任务极其明确：探明敌情、社情，更关键的是，得给随后赶来的三万多大军蹚出一条活路。
先遣队顶风冒雪，一路疾驰，终于踩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面对这片完全陌生、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的土地，两位负责人的行事作风彻底拉开了差距。
参谋处长沈启贤，选择了“坐”。
咱们客观地去评判当时的环境。沈启贤作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他的本职工作更多是收集情报、分析敌情、向上级汇报。到了东北后，他面对极其复杂的局面：苏军态度冷淡且控制着各大交通要道，国民党军正坐着美国军舰拼命往北赶，地方上的土匪武装更是趁乱占山为王。在这样的乱局中，沈启贤采取了一种极其谨慎、保守的策略。他选择了守在驻地，安分守己地执行“侦察与汇报”的本职，等待大部队的到来或者上级的进一步指示，毫无越权调动物资的动作。
在和平年代的机关里，这种“不越雷池一步”的做法挑不出任何毛病。可当时那是兵荒马乱的战争初期！大军压境，战士们还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时候干等着，毫无作为，等同于眼睁睁看着几万战友挨冻受饿。
八旅副旅长胡继成，选择了“跑”。
胡继成是个什么人？他可是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铁血猛将。在苏北打大胡庄血战、打陈集巷战，那是啃过最硬骨头的人。这位后来的开国少将深知一个硬道理：战场上，活路全是靠自己蹚出来的，等靠要只有死路一条。
一踏上东北的土地，胡继成就敏锐地嗅到了危机。空气里的寒意让他直打哆嗦，他心里立刻明白：三师那几万南方兵绝对扛不住这种极端天气。同时，东北地域辽阔，没有火车，部队的机动能力就会彻底瘫痪。一旦遇上突发战情，部队连转移都做不到。
胡继成根本坐不住。他放下高级军官的架子，带着人就扎进了东北那乱糟糟的市井、货场和火车站里。
没东西怎么办？找！要！交涉！抢时间！
当时的东北，留有不少日军投降后遗留下来的军需物资，铁路网也相对发达。但这些宝贵的资源大多被苏军控制着，或者被地方武装盯着。胡继成一点也不怵，带着翻译，直接去找苏联红军的指挥官交涉。苏军一开始态度极其傲慢，根本不把这支连重武器都没有的先遣队放在眼里。胡继成软磨硬泡，摆事实讲道理，动用了一切能用的手段，去争取哪怕一点点的物资配额。
找完苏军，他又立刻发动群众，在当地日夜摸排日伪军留下的隐蔽仓库。一发现有被服、棉鞋、粮食的线索，他立刻组织人手去接管。那段时间，胡继成就像个救火队长，今天在这个火车站协调，明天又跑到那个旧仓库清点。他心里只有一笔账：自己多跑一步，大部队到来时就能少牺牲几个兄弟。
最绝的一手，是他搞到了大批“车皮”。
在那个年代的东北，“车皮”就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胡继成死死盯住了当地的铁路局和各大火车站。他软硬兼施，一方面耐心地宣传我军纪律和抗日功绩，争取底层铁路工人的支持；另一方面，面对那些推诿扯皮的铁路官僚，他也果断亮出了军人的强硬手腕。硬是凭着这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韧劲，让他搞到了大批极为宝贵的车皮。
没过多久，黄克诚率领的三师主力浩浩荡荡地抵达了东北。
战士们一路风餐露宿，很多人早就冻得嘴唇发紫，疲惫不堪。就在大家以为要在冰天雪地里硬抗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胡继成提前筹措好的堆积如山的物资。厚实的棉衣棉被发到了战士们的手里，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火车站里，一列列空车皮正虚位以待，随时可以将疲惫的部队迅速运往预定的战略位置。
这批物资和车皮，简直就是雪中送炭，结结实实地解了新四军第三师的燃眉之急。黄克诚看着这一切，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有了这些东西，三师在东北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为后来整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的核心主力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