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成立初期的六大旅长，为什么到解放战争只有陈赓持续崭露头角？
我们先看徐海东。在红军时期，他被毛主席誉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红十五军团的底子极厚。可惜长年累月的苦战，让他的身体早早透支。抗战初期，他常常是躺在担架上指挥打仗，后来病情加重，只能长期卧床休养。新中国成立后，他凭着无可替代的资历和红军时期的巨大贡献被授予大将军衔。但在解放战争那片广阔的战场上，病魔无情地剥夺了他继续在前线建功立业的机会，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再看115师343旅旅长陈光。这位猛将在抗战初期大显身手，平型关大捷中表现亮眼，林彪负伤后他更是直接代理115师师长，指挥了广阳伏击战等战役，威名赫赫。陈光的军事指挥能力毋庸置疑，但他的性格过于耿直，脾气火爆，缺乏政治上的圆融。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让他在山东根据地时期以及后来的东北战场上，与上下级之间的沟通频频出现摩擦。在东北时，他与林彪因为电台调动等战术细节产生分歧，双方关系一度闹得很僵。由于种种误会与矛盾的积累，他慢慢脱离了核心指挥岗位，建国初期更是迎来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结局。
至于张宗逊、陈伯钧、王宏坤这三位将领，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同样承担了重要职责。张宗逊长期担任彭德怀的副手，出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彭老总用兵极其严厉，张宗逊便默默承担起了辅助指挥和后勤协调的重任，是彭总身边最得力的臂膀。陈伯钧和王宏坤也分别在各野战军和军区担任要职，立下汗马功劳。这三位将领的共同特点是带兵稳健、执行力极强。只要上级下达任务，他们总能一丝不苟地完成。不过，恰恰因为这种极其求稳的风格和明确的“副手”定位，加上所在部队统帅的光芒过于耀眼，他们绝少有机会像陈赓那样，被最高统帅部赋予单独开辟一个战区的重任。他们是极其优秀的战术执行者，却少了一点搅动天下大局的战略光芒。
在这些将星之中，陈赓显得尤为与众不同。他能在解放战争中独领风骚，根源在于他身上那份常人难以企及的综合素质。
首先，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智将”。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著名的“黄埔三杰”之一，有着最正统的军事素养；同时，他还在上海中央特科领导过地下情报工作。这种“正规军+地下战线”的双重淬炼，让他打仗极具灵活性，从来不拘泥于兵书上的条条框框。抗日战争中，他带领的386旅神出鬼没，把日军折腾得苦不堪言，气急败坏的日军甚至在自己的装甲车上刷上了“专打386旅”的标语。能把敌人逼到专门挂牌子寻仇的地步，足见陈赓的战术手腕有多么毒辣。
其次，陈赓具备极高的情商与大局观。军队里个性强的将领比比皆是，但陈赓能和所有人打成一片。面对以严厉著称的彭老总，他是为数不多敢开玩笑、敢活跃气氛的人。在面对统帅部的战略部署时，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1947年，毛主席原本打算让陈赓率部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陈赓却借着酒劲，直言不讳地向主席进言，认为与其留在陕北被动防守，不如把部队拉过黄河，直插敌人兵力空虚的中原腹地。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赞赏了他的战略眼光。这种圆融的性格加上敏锐的洞察力，让他深得上级信任。
这种信任，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关键节点，转化为了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宏大部署。陈赓挑起了重担，他同谢富治一起率部强渡黄河，组建了赫赫有名的“陈谢兵团”。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陈谢兵团与刘邓大军、陈粟大军互为犄角，摆出了一个致命的“品”字形阵势，彻底撕裂了国民党军的防御体系。
这支部队名为兵团，实际上直接受中央军委指挥，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在随后的淮海战役中，陈赓指挥部队成功阻击并参与围歼了黄维兵团；紧接着，他又率部大迂回、大追击，从广州一路打到云南边境，把白崇禧、宋希濂等国民党名将的残部彻底埋葬。每一次穿插包围，每一次歼灭战，他都打得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感。陈赓的头脑中，装载的不仅仅是一场战斗的输赢，更是全国解放的大棋局。
回望八路军初期的这六大旅长，他们每一位都是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徐海东的病榻之憾，陈光的性格之悲，张宗逊等人的稳健本分，都让人感叹命运的波折与历史的厚重。
陈赓之所以能持续崭露头角，得益于他那份将黄埔底蕴与特科智慧完美融合的头脑，得益于他豁达开朗的性格，更得益于他在大时代面前敢于破局的担当。解放战争需要一个既能冲锋陷阵、又能运筹帷幄的统帅，陈赓用他一生的传奇，完美地接住了历史递过来的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