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功绩无人可比！
他落魄时没当汉奸，没投靠国民党，更何况陈独秀本身就是烈士家属。
有些人没资格跟陈独秀比！


中国人评价陈独秀，最难处不在少，而在尺度容易失衡。
捧他的人，把他写成孤独圣人；骂他的人，又愿意把大革命失败全压到他一个人肩上。可历史位置不能只看得势时坐哪把椅子，也要看失势以后，他怎样处理手里剩下的牌。

陈独秀最重的分量，在起点。
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

旧礼教、旧文学、旧政治还压在人身上，许多读书人只敢绕着说话，他却把“民主”“科学”推到台前。新文化运动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人都在场，但陈独秀像先敲门的人，声音大，火气也重。

没有这一次思想搅动，五四以后青年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就少了一个可以聚拢的场子。


建党这件事，更不能绕开他。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陈独秀因在广州任职未到上海，却由他委派包惠僧参加。会后，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从二大、三大到四大、五大，他一直处在党的最高领导位置。

那时中国共产党还年轻，组织小，经验薄，面对军阀、租界、国民党、共产国际和工农运动同时压来的局面。

陈独秀有功，也有错，不能把功抹掉，也不能把错洗净。

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背上沉重罪名。
八七会议批评他为首的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个转折，是党用血换来的清醒。

陈独秀的问题，在于对统一战线里的独立性、武装力量、国民党右派危险估计不足。

可把所有失败都归给他一个人，又太省事了。
那几年共产国际的指示、联共布尔什维克中央对中国局势的判断、驻华代表的影响，都嵌在决策里。一个总书记名义上当家，很多时候却不能完全做主。这不是替他推卸，而是看见幼年政党在外来指令和本土危局之间的被动。

更能检验人的，是他被抛出权力中心以后。

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党籍。1932年，他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在南京受审。国民党要审的是一个“危险分子”，不是一个可以收编的退休名士。若陈独秀肯顺势低头，至少可以把自己从政治漩涡里摘出去。

可他没有那样做。
一个已被原组织处分的人，在国民党法庭上仍然拒绝替国民党独裁背书，这份硬气，不靠身份支撑，只靠底线支撑。

抗战爆发后，他提前出狱。

那时他已经不是中共领导人，也不是国民党座上宾，外面又传着“托派”“汉奸”等污名。国民党方面想让他组织所谓新党，给经费、给名额、给官职。陈独秀没有接。

接了，可以吃饭，可以有房；不接，就只能在南京、武汉、重庆之间辗转，最后落到江津石墙院，靠稿费、卖字和朋友接济过日子。

人在穷困里拒绝诱饵，比在讲台上谈气节难得多。

江津的晚年，那不是隐士风雅，是战乱里的窄路。
1938年到1942年，陈独秀住在重庆江津一带，身体坏了，收入少了，行动也受监视。石墙院离县城远，看报都不方便。

他还整理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有人送钱，有人想借他的名望做政治文章，他能分清哪些钱能收，哪些钱收了就说不清。

他拒绝国民党高官的钱，也拒绝叛徒的钱。
一个人最落魄的时候，仍知道哪只手不能伸过去，这比许多漂亮表态更硬。

说他是烈士家属，陈延年、陈乔年都是中共早期重要干部。
陈延年1927年在上海被捕牺牲，年仅29岁；陈乔年1928年被捕后牺牲，年仅26岁。两个儿子死在白色恐怖里，父亲后来又被国民党关进监狱。这一家人的遭遇，已经把“革命”二字写进血肉里。

后人评价陈独秀，可以批评他的路线错误，可以讨论他的思想晚变，却不能随便把他和投机者、叛变者、汉奸相提并论。那不是尖锐，是轻薄。

陈独秀早年反旧礼教，后来信马克思主义；曾经执掌党的中央，又被开除出党；晚年批评苏联体制，也不肯做国民党的政治工具。他像一块棱角太硬的石头，放在哪个筐里都硌手。可历史人物若只剩一个标签，后人省了力，真相也被削薄了。

陈独秀的功绩，不能简单说成“无人可比”就算完。
更准确地说，在中国思想启蒙、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中共创建这几个起点上，他的分量极重，重到任何严肃党史都绕不过去。

他的错误，也不能因为晚年清白就消失。

功是功，错是错，气节是气节。

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于江津，身后并不热闹。多年以后，对他的评价慢慢从简单定罪回到具体事实：他曾打开思想之门，曾站在建党起点，也曾在失败中犯过大错；失势以后，他没有给侵略者做事，没有投靠国民党换安稳，没有拿儿子鲜血换自己的晚年体面。

一个人的晚节，未必能抵消全部错误，却足以划出一条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