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大将授衔后向老部下坦言：世人都知他代表红四方面军受封，其实55年名单上的四方面军军魂代表原属他人，那人主动推让才轮到自己！



1954年秋天，北京中南海西花厅。

周总理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两份档案。左手边是总干部管理部报上来的大将候选名单，右手边是一封手写的信。信纸皱巴巴的，像是被揉过又展平。纸上只有寥寥几行字，字迹谈不上漂亮，但每个字都写得很大、很用力。

总理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他把信放在桌上，手指在信纸上轻轻敲了两下。屋里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周总理那天说了一句话：“光念同志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觉悟太高了。”

信是李先念写的。内容简单——请求不参加1955年授衔，理由是已经转到政府工作，不宜再占军中名额。

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就是这个决定，让十位大将的名单发生了变动。红四方面军需要一个代表，这个代表本应是李先念。他退出了，王树声才上了名单。而王树声成为大将这件事，后来成了很多军史爱好者心里的一个疙瘩：红军时期他的职务够高，可后面的仗打得实在说不上漂亮。解放战争结束时，他只是一个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这样的履历，凭什么评大将？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1933年夏天，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刚打完。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站稳了脚跟，部队从入川时的一万四千人发展到了四万多人。方面军总部决定扩编，原四个师升格为四个军。

7月，红三十军成立。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军部设在通江县洪口场一座地主的大院里。

李先念那年24岁。

24岁当军政委，放今天看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四方面军并不稀奇。军长余天云比他大不了几岁，师长程世才也才二十出头。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从总指挥徐向前往下数，干部普遍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

李先念是湖北黄安人，木匠出身。17岁参加黄麻起义，先在地方上搞武装，1931年才正式编入红军。从团政委干到师政委，再到军政委，只用了两年多。提拔快不是因为有什么关系，是因为能打仗，能带队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把部队稳住。

红三十军成立没多久，就跟川军干了一仗。那一仗打得不算大，但打完以后徐向前注意到了李先念的一个特点：这个人布置战斗的时候，不只看地图，还一定要亲自跑到前沿去。不是去督战，是去看地形。哪里能藏人，哪里能架机枪，哪段路下雨会泥泞，他都得亲眼看过才放心。

这跟木匠做工是一个道理——尺寸不能差一分。

那年10月，四川军阀刘湘发动“六路围攻”。川军二十多万人压过来，四方面军八万多人迎战。这场仗打了十个月，是四方面军入川后最艰苦的一仗。

打到1934年春天，东线吃紧。万源保卫战，红三十军被调到东线，归徐向前直接指挥。那一仗李先念打了几个昼夜没合眼。不是他不想睡，是每隔十几分钟就有电话进来，不是前沿告急就是弹药不够。电话机放在一个老百姓家的堂屋里，李先念就坐在电话机旁边的条凳上，接电话、下命令、看地图，困极了就靠着墙眯几分钟。

打完万源，他瘦了十几斤。

反“六路围攻”胜利后，四方面军召开军事会议。李先念在会上话不多，轮到他说的时候，他站起来讲了三条：一是基层干部伤亡太大，建议从老兵里提拔一批；二是伤员转运太慢，建议组建专门的担架队；三是粮食储备不够，打了胜仗也追不远。

三条都是具体的事。徐向前听完没说什么，但后来这三条都落实了。

那时候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是王树声。王树声比李先念大四岁，也是黄麻起义出来的老人。两个人算老乡，都在鄂豫皖摸爬滚打过来，彼此知根知底。王树声打仗猛，冲锋时敢亲自抱机枪扫射，在部队里威信很高。徐向前不在的时候，军事上归王树声负责。

1935年春天，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

这一路有多苦，不用细说。草地、雪山、断粮、追兵。红三十军是前锋，李先念带着部队走在最前面。过草地时部队断粮，李先念把自己的马杀了，马肉分给伤员吃。他自己嚼草根。

有个细节后来被很多老部下反复提起。过草地第七天，李先念在路边看见一个小战士坐在背包上不动。他走过去，发现小战士的脚烂了，鞋底磨穿，脚掌上的肉和鞋帮粘在一起。李先念蹲下来看了看，把自己的鞋脱下来递过去。

小战士不敢接。李先念说：“穿上。我脚硬，你脚嫩。”

他光着脚又走了三天。后来是警卫员看不过去，找了一块破牛皮给他裹上。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后的局面比长征更复杂。张国焘另立中央，部队分裂。红三十军跟着左路军南下，在川康边苦战数月，损失不小。南下失败后重新北上，又是草地、又是雪山。这一圈绕下来，部队减员近半。@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 @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