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乐少华接任红七军团政委，成为参谋长粟裕的上级。他坚决执行“左”倾路线，作风霸道，与主张从实际出发的粟裕等人产生严重对立。
 
 
乐少华早年在上海做过工，后来被送去苏联学习，回国时正赶上党内“左”倾路线占主导的风口。
 
 
在王明等人眼里，这样的工人出身、留苏背景的干部，最适宜去“改造”红军部队。
 
 
就这样，乐少华带着满脑子的本本和一股改造一切的劲头，踏进了红七军团。
 
 
他上任后，很快就在会上划下一条硬杠：部队所有大小行动，没有政委点头，一律不准动。
 
 
当时军团里，军团长寻淮洲和参谋长粟裕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他们指挥部队看重的是敌情我情、地形时机。
 
 
可乐少华不管这些，他眼睛盯着的是远方上级发来的电令和决议条文，手里攥着的是政委的最后决定权。
 
 
很快，这套做派就在日常行军上露出了牙齿。
 
 
一次转移途中，粟裕根据侦察报告，主张部队丢掉坛坛罐罐，抄小路快速插过去，避开当面的敌人。
 
 
乐少华当场否决，他质问粟裕：“为什么要走小路？堂堂红军难道被敌人吓破了胆？”他坚持要部队排好队形，白天走大路。
 
 
粟裕压着性子解释，大路沿线有敌机活动，队伍这么长，一旦被咬住会吃大亏。
 
 
可乐少华听不进去，反而提高了嗓门。
 
 
结果行军队伍刚走上开阔地段，嗡嗡的飞机声便从云层里钻出来，炸弹接二连三在纵队前后炸开。
 
 
泥土溅了政委满身，几个战士倒在血泊里，部队被迫散开隐蔽。
 
 
直到这时，乐少华才黑着脸勉强同意改道，但嘴里依然嘟囔着“这是特殊情况”。
 
 
1934年夏，红七军团奉命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东出击。
 
 
部队一路打到福州外围，粟裕和寻淮洲看得清楚，福州城防坚固，守敌兵力不小，后续援军也在赶来，此时强攻无异于让战士拿命往石头上碰。
 
 
可乐少华想的却是另外一套：上面要求的作战方向不能打折扣，打福州这样的大城市，才能显示红军的声威。
 
 
军团会议上，粟裕刚把敌情和困难摆出来，乐少华就一掌击在桌面上，茶杯盖都被震得跳起来。
 
 
他红着脖子嚷道：“打仗哪有不牺牲的？你们这种畏敌情绪，就是典型的右倾！”寻淮洲气得要起身理论，被粟裕暗中拽了一把。
 
 
结果，部队硬着头皮向福州城垣发起冲击，在敌人密集火力下，一批又一批官兵倒下，攻势却毫无进展。
 
 
事后，乐少华非但没有反思，反而在会上批评粟裕“战斗意志不坚决”，说给部队拖了后腿。
 
 
类似的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粟裕根据实地情况提出分兵游击、避实就虚的主张，乐少华便会瞪起眼，拿起政委的架势，给他扣上“游击习气”、“对抗上级指示”的帽子。
 
 
有一次粟裕争辩了几句，乐少华直接拍了桌子，嘴里蹦出一串脏话，还扬言要上报中央，撤掉他参谋长的职务。
 
 
这一幕幕，寻淮洲和其他指挥员看在眼里，却碍于乐少华的政治身份，往往只能把火气压在心里。
 
 
乐少华为什么敢这么横？除了他自身的性格，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自认手里握着“尚方宝剑”。
 
 
那时党内“左”的一套正盛，对不折不扣执行决议的要求压倒了战场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声音。
 
 
谁要是从敌情出发提意见，就可能被说成是“机会主义”；谁想要灵活机动的打法，就可能被看成“逃跑主义”。
 
 
乐少华不过是把这股风气用最粗暴的方式带到了军事指挥中。
 
 
乐少华虽然喊得凶、扣帽子扣得利索，但他对战场的感知几乎是一片空白。
 
 
部队走到哪里，他时常连地图都看不明白，说起敌军的番号和部署，更是前言不搭后语。
 
 
可他偏偏要在每一次决策时充当场上的最高军事裁判。
 
 
遇到电台信号不好，军委的指令一时半会到不了，他宁肯让几千人马在原地干等半天，也不许先做临机处置。
 
 
粟裕在漫长的军事生涯里极少指名道姓批评同志，却对这位共事仅仅数月的乐少华，留下了毫不客气的评语，这种拿教条当真理、拿帽子压实战的蛮横做法给部队带来的折腾。
 
 
那支原本机敏善战的红七军团，在乐少华担任政委的那段时间里，处处受掣肘，战力打了折扣，最终在北上途中折损严重，教训极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