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晚年日子并不宽裕。下野隐居天津时，他借住在老部下的公馆，日常开销全靠旧部门生接济；后来他南下上海定居，蒋介石先是派人送去巨款，之后又每月拨付生活费长期照料。

这笔钱，最早不是从上海送来的，是从天津开始的。

1928年秋天，蒋介石北伐打进北京，头一件顾上的事，倒是先托人打听段祺瑞过得怎么样。

经吴忠信引荐，蒋介石在北京饭店见了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

那间会客室不大，吴忠信在一旁陪坐，没插上几句话。

蒋介石开口就说：“我也是保定陆军出身，论起来该称段先生一声老师，只是公务缠身，脱不开身，没法亲自登门。”

这话说得客气，礼数也周全。段宏纲当时没接话，只是把这场谈话原原本本记了下来。

他后来回忆这一段，补了一句：“礼数周全是真的，这背后的算盘，谁都看得出。”

话说到这份上，蒋介石没多耽搁，转头就派吴忠信去了天津，送去两万块钱。

段祺瑞在北洋系统里门生故旧遍布军政两界，这股人脉搁在外头，谁都不放心，收在自己名下，好过被日本人捡了便宜。

这两万块钱一送，后头三四年，陆陆续续又是好几笔巨款跟着来。

段祺瑞那几年在天津，一大家子人吃穿用度，请医买药，靠的就是这些钱撑着。

旧部门生凑一点，蒋介石那边送一点，一个曾经的国家元首，日子就这么一点点拼凑着过下去。

天津送来的款子，段祺瑞照单收下，不多问，也不推辞。

真正的转折，出在1933年年初。日军打下山海关，华北一下子紧张起来，天津城里人心惶惶。

蒋介石坐不住了，他怕的不是段祺瑞身体撑不住，怕的是日本人趁乱把这块招牌抢了去。

1月19日，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揣着蒋介石的亲笔信，赶到天津见段祺瑞。

钱永铭在客厅坐着，一杯茶还没喝完，就把话说尽了：“介公的意思，请老先生南下颐养，国事上有什么想法，随时可以商量。”

段祺瑞那年快七十岁了，一身是病。听完没多想，提笔就回了一封信。

信里就一句话打底：“余老矣，无能为矣，如介石认为南下于国事有益，当即启程。”

这话说得平平淡淡，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意思，倒像是在替这些年接受的接济，一并做个交代。

信送出去没几天，1月21日凌晨，天还没亮，段祺瑞悄悄离开了天津。

跟着他走的，只有侄子段宏纲、内弟吴光新，还有旧部魏宗瀚三个人。一行人乘津浦线特快车，加挂了一节车厢。

出城的时候街上冷冷清清，没什么人知道这位当年权倾北方的老人已经上路了。

谁能想到，这边刚出天津，那边南京已经忙开了。

第二天中午，火车到浦口，站台上站满了穿军装的军官，都是少将以上的级别，列队迎接。

蒋介石亲自赶到下关码头接船，晚上又摆了宴席款待。

第三天，蒋介石又陪着段祺瑞去中山陵拜谒。

两人站在陵前，聊起辛亥年要求共和的那些旧事，蒋介石说，段先生的骨气和精神，当世少有人及。

拜谒回来的路上，段祺瑞很少说话，只在车里咳嗽了几声。

这场面，跟段祺瑞信里那句"余老矣，无能为矣"摆在一块儿看，其实挺不是一回事。

一个是排场做得足足的，一个是话说得低低的。

到了上海，南京方面把段祺瑞安顿在法租界。

住宅、日用、医药，样样有人管。生活费也是按月送，一直没断过，一送就是好几年。

说起来，段祺瑞在天津那几年，靠旧部接济才能维持日子。

到了上海，换成南京方面一手包揽，供养的人变了，性质也变了，可"靠人养着"这个处境，从头到尾没变过。

每到月初，家里人还是习惯先问一句，这月的钱到了没有。

钱到了，日子才能往下过。

1933年1月21日凌晨，段祺瑞离开天津的时候，身边只有三个人跟着。

第二天中午，南京浦口车站，已经站满了少将以上的军官，列队等他。

文章来源：政协官网《民国往事：段祺瑞家世与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