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北大校长蔡元培找到梁启超，希望梁启超可以给他借点钱，因为他想邀请爱因斯坦到中国演讲，梁启超同意借钱给蔡元培，但是却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922年，日本政府花重金邀请爱因斯坦去日本讲学。爱因斯坦想着既然都到了亚洲，就顺便给中国驻德公使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我马上要去日本，可以顺道来中国访问半个月，你们那边能给出什么样的条件？
蔡元培接到消息，大喜过望，立刻开出条件：承担爱因斯坦在中国境内的一切旅费，并且每个月支付一千大洋的酬金。
对于当时的北京大学来说，一千大洋绝对是一笔巨款。当时的北洋政府穷得叮当响，教育经费经常一拖就是好几个月。蔡元培连教授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但他咬着牙也要把这笔钱凑出来。
没过多久，北大教授朱家骅转来了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里的内容，像一盆冷水浇在蔡元培头上。爱因斯坦在信里委婉地提到，日本人给的条件非常优厚，除了包揽他们夫妇二人的全部开销，还额外支付两千英镑的报酬。紧接着，爱因斯坦又追加了条件，提出美国各大学给他的酬金都远超中国，如果中国还是坚持给一千华币，未免有些说不过去。
爱因斯坦提出了两个具体要求：第一，把一千华币改成一千美金；第二，从东京到北京、北京到香港的旅费，以及在北京饭店的开销，必须按两个人来报销。
一千美金，当时折合大洋大约两千四百块。这绝对属于“漫天要价”了。后人经常对此感到困惑，爱因斯坦在德国研究所的年薪并不低，他真的这么缺钱吗？实际上，这跟西方学者的契约精神和身价意识有关。既然日本能出两千英镑，中国若只给一千大洋，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似乎是不尊重他的学术价值。
看着这个价格，蔡元培犯了愁。北大的账面上根本拿不出这笔钱。为了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想到了梁启超。
当时的梁启超正在主持“讲学社”，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筹集资金，专门邀请世界知名学者来华讲学，之前已经成功邀请过英国哲学家罗素和美国教育家杜威。蔡元培带着爱因斯坦的信，急匆匆地找到梁启超，说明了原委和面临的资金缺口。
梁启超深知爱因斯坦来华的分量。他完全没有犹豫，当场拍板，承诺讲学社愿意承担一半的费用。
钱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蔡元培长舒一口气。北京大学上下也彻底沸腾了，所有人都期盼着这位科学巨星的降临。为了让学生们能听懂爱因斯坦的演讲，北大甚至在短短一个月内，突击举办了七场相对论知识讲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然而，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玩笑。
1922年12月22日，正当北大师生准备迎接爱因斯坦的时候，蔡元培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信是爱因斯坦写来的，内容让人如坠冰窟：
“虽然我本人极愿意并且还有我们互相郑重的约定，但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猜想你们是不打算践约了。”
蔡元培看着这封信，满脸惊愕，直呼“很觉诧异”。钱已经借到了，讲座已经准备好了，全中国都在等你，你怎么能说没消息呢？
原来，这里面发生了一个致命的沟通失误。那个年代兵荒马乱，通讯极其落后。蔡元培其实早就寄出了重申约定的信件，并且召集了各大学术团体联合签名起草了欢迎信。但这封信偏偏是在12月8日才发出的。这封信慢腾腾地跨洋过海，先是寄到了德国柏林，发现爱因斯坦不在，又辗转反侧转寄到了日本。
等到爱因斯坦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在日本干等了五个星期。在这漫长的五周里，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代表去日本跟他当面对接行程，也没有官方渠道跟他确认接待细节。爱因斯坦误以为中国方面遇到了困难，单方面撕毁了合约，于是临时改变了行程，决定取消北京之行。
12月30日，爱因斯坦经由日本抵达上海。在上海，他仅仅停留了短短两天，就登船前往新加坡，随后返回欧洲。这位科学巨匠的双脚，结结实实地踩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但他终究没有北上。
当时的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军阀连年混战，国力衰弱到了极点。就在当年8月，蔡元培还和其他几所大学的校长一起，亲自跑到中央政府去讨薪，索要已经拖欠了长达五个月的教育经费。北京城连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政局动荡不安，内阁走马灯一样地换。
这一切，身在海外的爱因斯坦不可能毫无耳闻。对于一个严谨的西方学者来说，面对一个连政府都朝不保夕、通讯完全不畅、连对接行程都做不到的混乱国度，退缩也是人之常情。
更何况，爱因斯坦在抵达上海的那一天，正好接到了正式通知——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身价暴涨的他，归心似箭，更没有理由去一个连基础对接都一塌糊涂的地方冒险了。
在这场意外里，我们看到了蔡元培和梁启超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拼尽全力。他们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为了给国家引入一点科学的火种，不惜低声下气去借钱，不惜接受对方的“漫天要价”。他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却败给了那个孱弱、混乱、连一封信都无法及时送达的时代。
1922年的这场“北大之约”，最终成了蔡元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