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去世，卫士将周总理的东西用一块紫色的布包好送到医院，医生韩宗琦接过包袱一看，顿时大发雷霆。

1976年1月8日中午，北京医院的太平间外寒风卷着碎雪，空气冷得刺骨，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站在走廊里，指尖还带着寒意，西花厅的卫士抱着一个紫布包袱走进来，低声说这是给总理准备的衣服。

韩宗琦伸手接过包袱，一层层掀开，心里瞬间像被什么堵住了，包袱里是一套灰色法兰绒中山装、一件布衬衣，还有衬裤和背心，没有一件是新的，那件白衬衣除了领子和袖口还勉强发白，其余地方早已泛黄发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换过领边和袖口的旧衣服，中山装看着还算整齐，可面料的绒面早就磨平了，是穿了十几年的旧物。

韩宗琦当场就沉了脸，抬头对着卫士们发问：“就找出来这些？能不能换件新的？实在来不及，我出钱做一套行不行？你们跟了总理这么多年，怎么连件像样的寿衣都备不出来？” 一屋子人没人答话，个个面色沉重，过了许久，才有人小声说：“这已经是最完整、最好的一套了。”

韩宗琦的火气不是冲卫士来的，是心疼，他和周恩来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母亲和邓颖超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同窗，抗战时期两家在重庆常来常往，他从小就喊邓颖超“邓姨”。

从1950年起，27岁的韩宗琦就成了总理的口腔保健医生，二十多年相处，他比谁都清楚总理平日节俭，可真到了最后一程，看见连件新衣服都没有，还是忍不住鼻酸。

就在这时，邓颖超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商量的坚定：“别做新的了，恩来一辈子就是这个习惯，平日里想给他添件新衣服都难，最后反正都要火化，浪费那个钱干什么，这些都是他平时最爱穿、也最像样的衣服。”

话说到这份上，韩宗琦才明白，不是卫士不上心，是总理家里真的找不出一件没穿过的新衣。

周恩来的节俭，在身边工作人员眼里早就成了常态，他常穿的中山装，右手肘磨破了就找裁缝补上，为了对称，左手肘也特意补上一块，就穿着补过的衣服会见外宾；衬衣领口袖口容易磨坏，就单独换领换袖，身子部分接着穿；一件毛巾浴衣补了又补，穿了十几年不肯换。

1954年去日内瓦会议前定做的三套中山装，周恩来一直穿到去世，整整穿了23年。

卫士们翻遍了西花厅的衣柜，内衣内裤几乎件件有补丁，外套要么旧要么磨破，挑来挑去，也就这套灰色中山装还算完整，没有明显补丁，就这也只能算六成新。

韩宗琦没再争执，抱着衣服走到遗体旁，癌症折磨了总理许久，离世时身体已经极度消瘦，原本合身的中山装套上去，领口松垮垮地大出一寸多，他没办法，只好找来一枚别针，在颈后把领口悄悄别住，从正面看才显得妥帖。

动手的时候，韩宗琦手指被别针划破了，渗出血珠，他随手抹在外衣上，连停顿都没有，他只想让总理走得体面一点。

穿衣时，韩宗琦摘下了总理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还有胸前那枚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手表是上世纪50年代最早的国产表，表带早就坏了，表盘却还在走，这两样东西，后来都成了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的文物，也是总理身后最“值钱”的遗物。

那天夜里，给总理理了二十多年头发的北京饭店理发师朱殿华也赶来了，他握着剃刀的手一直在抖，一遍遍打肥皂、一遍遍轻刮，生怕碰破一点皮肤，理完发收拾碎发的时候，他悄悄捻起一缕灰白的头发，塞进了贴身口袋里，没人说破这件事，在场的人都懂，这是一个普通人能留下的、最私人的念想。

后事的每一步，都照着总理生前的性子来，选骨灰盒的时候，工作人员挑了个最普通的，盖子还不太好开，邓颖超看了一眼就说：“不用挑，够用就行，”总理生前留下遗嘱，死后要做病理解剖，帮医学研究搞清楚癌症的发展规律；他还和邓颖超约定，死后不保留骨灰，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山河里去。

当灵车驶过长安街，百万群众自发站在寒风里送别，没人指挥，没人喧哗，只有压抑的哭声，没有隆重的陵墓，没有贵重的陪葬，甚至连一身新寿衣都没有，这位为国家操劳了一辈子的总理，就穿着穿了十几年的旧衣服，走完了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