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被宫刑冤不冤？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判处的是死刑，而非宫刑。缇萦上书后，汉朝已经逐渐废止了各种肉刑；而且秉承着刑不上大夫的理念，即使官员获罪，逮捕的人也会在上门通知后留给获罪官员自杀的时间，从而让他们不受辱于刑狱。这种自杀在汉代很常见，比如李广，以及同样是李陵案中的陈步乐。

在汉武帝时期，被判处死刑后，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刑，第一是“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第二是“死罪欲腐者，许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如果伏法受诛（此处可见本来判处的是死刑）则不能完成历代先人交代的史记，但是家中贫困、往来的亲朋又明哲保身，唯有自己申请腐刑，才能够苟延残喘得以完成先人的嘱托。

被判处腐刑后继续编纂史记，与为了完成史记自己忍受世人的鄙夷主动申请腐刑，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层次的勇气。自此之后，司马迁便将自己视为一个已死之人，完全为了编纂史记而活着。连给朋友的书信里，署名都是“《太史公》牛马走”，翻译过来就是“《史记》的奴隶”。这里的《太史公》是当时《史记》的正式名称，也是《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书名，先前两汉以人名作为书名是很常见的行为。史记本身是史书的一种通称，而后人为了尊崇司马迁，才把把史记作为这本书的专称。

所以司马迁被腐刑，简直冤到了极点，冤在没有五十万钱，冤在“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冤在“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但司马迁被腐刑之后出任中书令，得以出入宫闱，知晓很多旁人不得而知的秘闻，从而让《史记》的内容更加丰满，却又是后人的幸运。

再来看司马迁获罪这件事。司马迁的本罪不在于为李陵辩护，而在于质疑汉武帝的用人。《史记》本身可以强烈反映出作者的价值观，在司马迁的认知里，作为臣子的最高境界不是功臣，而是社稷之臣；所谓的社稷之臣的标准，就是“推贤进士”，为国家保留举荐人才，《史记》中对推贤进士是有大量记载并且大加推崇的。司马迁《报任安书》对自己获罪的叙述是“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而且司马迁被下狱时，对李陵的官方处置还未正式出台；株连李陵三族是在李陵投降匈奴一年之后，斥候回报李陵在为匈奴人训练士兵（李陵后来对使者辩解，是一个叫李续的降将做的，斥候搞错了），汉武帝才大怒下令的。既然对李陵的正式处理还未出台，连李陵的家人都没杀，先杀一个给李陵辩解的人就未免太早了些。李陵的祖父飞将军李广，也有被匈奴俘虏以后趁机脱逃的事迹，回来后继续被起用领兵和匈奴作战；那么李广孙子的李陵，被俘之后再逃脱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汉武帝既然容得下李广，不至于容不下李陵。也不至于司马迁说李陵“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指不定什么时候跑回来再报效汉家，就把司马迁处死。

可以想像，司马迁作为小官本身是无法给汉武帝上书进言的，因为熟知历史会偶尔进宫给汉武帝讲史，有一次被宣召讲史恰逢李陵之事，必然长篇大论旁征博引，最后点评当朝的王侯将相，劝汉武帝亲贤臣远小人。整个西汉，外戚的势力都异常深厚，而且外戚之间的斗争也极为激烈。从吕后专政，到后来窦婴与田蚡的恩怨，再到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乃至于之后的霍光、王莽，要不权倾朝野，要不身死族灭。司马迁的点评涉及外戚（李广利妹妹为汉武帝宠姬），以汉武帝多疑的性格必然考虑：这是外戚之间的斗争？司马迁背后是陈皇后还是卫家？是打算插手立嫡吗？朕还要求仙药长生呢你们整天搞什么小动作盼着朕死？于是越想越气，这些事情也是你一个六百石的小官能含沙射影的？拉出去砍了！以后没人敢质疑，朕就清净了。

司马迁的本次进言，可以说是误判了形势，也可以说是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从司马迁之后宁愿主动选择腐刑也要完成史记来看，他是一个非常惜命以完成自己职责的人。李陵之事时，司马迁已经46岁了，不再是个热血的毛头小子，他这一次进言一定是深思熟虑之后，觉得没有危险、至少祸不致死才进行的。毕竟汉武帝即位以来，基本算是唯才是举，并且多次下令求贤，重用董仲舒等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甚至董仲舒犯了死罪也被汉武帝赦免。就武帝之前的种种举措来看，司马迁本次进言即使不被采用也不至于被下狱，遑论处死了。

司马迁冤就冤在，他只是一个小官，交往的人家也非富贵（不然不至于连五十万钱都凑不起）；只了解汉武帝的政令，而不了解汉武帝的为人。后来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总结的好，“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宣帝还因为太子汉元帝过于喜欢儒家而不喜，认为汉元帝会乱了刘家天下。更何况卫青死后李广利被重用，背后必然包含着两家对皇储之位的暗中竞争；汉武帝像秦始皇一样沉迷长生，对于死后储君之事格外忌讳，但凡涉及无不是逆鳞，也未尝没有杀鸡儆猴的意味。而此种种，不外乎帝王心术、疏不间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