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打入日伪内部的王三川，身份已经暴露了，汉奸劳乃心让他回来商讨要事，王三川不知是计，竟带着警卫员赴约！

1945年5月1日，浙江余姚太平桥的河面上，一条不起眼的乌篷船缓缓靠岸，船刚停稳，十几个埋伏在桥洞与树丛后的便衣特务猛地围了上来，枪口直直对准船上的两个人，打入伪军余姚保安团的新四军地下党员王三川，和他的警卫员谢海忠，没人想到，伪县长劳乃心那通“商议紧急公务”的邀约，从始至终都是一场精心布置的死局。

王三川是上海人，早年和左联烈士殷夫是同济同窗，很早就投身进步运动，曾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受尽严刑也从未动摇信念，1942年秋天，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他化名王培良，借着同乡关系打入伪军余姚保安团，凭借沉稳的行事和出色的能力，很快升任副团长兼特务中队长。

三年虎穴生涯里，王三川在敌人眼皮底下建起地下党组织，把日伪军的扫荡计划、兵力布防源源不断送往四明山根据地；他为往来的地下党员开具通行证，秘密向解放区运送钢轨、药品等紧俏物资，还设法营救过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好几次身份濒临暴露，都被他凭着冷静与机智化险为夷。

当时的伪余姚县长劳乃心是个铁杆汉奸，一直和保安团团长张妙根明争暗斗，想把地方武装的权力彻底攥在手里，王三川既是张妙根的得力副手，又在暗中发展抗日力量，早就成了劳乃心的眼中钉。

1945年开春之后，日军在战场节节败退，败相已经遮掩不住，劳乃心一边暗中为自己找后路，一边疯了似的清查内部抗日分子，抓捕了不少地下党员，加上宁波的地下联络点出了叛徒，泄露了部分人员线索，王三川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

1945年4月底，张妙根回浦东为母亲祝寿，临行前委托王三川全权代理团务，劳乃心看准了这个空档，专门给驻扎在临山的王三川打去电话，称有要紧公务，必须回余姚县城当面商量。

王三川接到电话时心里不是没有戒备，临行前他专门向组织做了汇报，但反复权衡之后，他还是决定赴约：一来当时日军正秘密调整防区部署，他怕错过关键情报；二来如果直接推脱不去，等于主动撕破脸，三年苦心经营的潜伏阵地可能就此毁于一旦。

王三川抱着一丝侥幸，觉得劳乃心手里没有实打实的证据，顶多是借机试探，自己尚能周旋应对。

王三川只带了警卫员谢海忠，雇了一条小船沿水路往余姚县城去，船刚行至太平桥水域，就被劳乃心提前埋伏好的便衣队截住，汉奸根本没给他任何周旋的余地，王三川刚踏上岸，特务就直接开了枪。

谢海忠当场拔枪反抗，可对方人多势众，很快就倒在了血泊里，34岁的王三川没留下一句遗言，就牺牲在了他战斗了整整三年的余姚土地上，而这一天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剩下短短三个多月。

消息传到四明山根据地，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政委谭启龙当场痛惜不已，王三川牺牲时，家中最大的孩子才三岁，最小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妻子独自拉扯着几个孩子，连丈夫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公道终究不会缺席，作恶多端的劳乃心在抗战胜利后东躲西藏，还是没能逃出法网，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亲自批准，将这名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汉奸执行枪决，告慰了王三川和所有被害革命者的英灵。

我们常说“黎明前的黑暗最熬人”，王三川这批牺牲在胜利前夜的烈士，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人，他们没能亲眼见证日军投降的时刻，没能过上一天安稳日子，甚至很多人的事迹在很长时间里都鲜为人知。

但正是这些在暗处默默燃烧自己的人，一点点瓦解着日伪的统治根基，为前线送去关键情报，用无声的牺牲托举起了最终的胜利，比起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英雄，隐蔽战线的烈士更需要被铭记：他们没有耀眼的战功，没有震天的呐喊，却用生命守住了信仰的底线。

而那些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同胞的汉奸，哪怕一时风光无两，最终也只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遭人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