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晚年终于说出隐忍了20年的话：孟良崮战役里张灵甫并非不能获胜，而是蒋介石一次次将必胜战局推向绝路 1968年7月3日，北京，王耀武走完了他64年的人生。
1947年5月13日至16日，山东蒙阴、沂水一带的山岭间，张灵甫率领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华东野战军围住。到战役结束，这支曾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主力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张灵甫也死在孟良崮。

王耀武曾长期统带这支老部队，对它的脾气太熟。七十四师装备好，火力强，正面攻坚能力不弱，可这些优势有一个条件：道路要通，补给要跟上，左右两翼不能断。
一旦进了山，车炮难行，水源紧张，重装备反而成了负担。孟良崮偏偏就是这样的地方。
山头连着山头，路不宽，地形碎，部队一旦被切开，就很难像在平原上一样快速转身。张灵甫带着重装部队上山，看似占了高地，实际却把自己放进了一个越来越窄的口袋。
当时国民党军集中大兵力进攻山东解放区，想逼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摆在突击位置，原本应当和整编第二十五师、整编第八十三师互相靠拢，稳着往前压。
只要队形不乱，即使遇到强硬阻击，也还有周旋空间。转折出现在南京方面的判断上。
蒋介石认为华东野战军主力已经被逼到不利处境，急于抓住机会扩大战果。他希望张灵甫向孟良崮突出，吸住对手，再由外围部队包上来，打出一个内外夹击的局面。
这个算盘在地图上看起来很顺。中间有人顶住，四周有人推进，最后合起来收口。
可战场不是纸面推演，援军能不能准时到、侧翼会不会真拼命、后路会不会被截断，每一项都不是靠命令就能解决的。张灵甫不是完全看不到危险。
他的部队一旦脱离主线，后勤压力会迅速变大。山地缺水，弹药运输不便，伤员撤不下来，部队越打越疲。
可是最高层的意图已经很明确，他这个“王牌师长”很难后退。王耀武后来最痛心的地方，正是这一步。
七十四师如果按原来节奏推进，仍然是一支很有威胁的部队；可它一旦突出太远，就从拳头变成了孤点。华东野战军看准的，也正是这个孤点。
粟裕等前线指挥员没有被国民党军的大兵力吓住，而是迅速把目标压到整编第七十四师身上。战役打响后，华东野战军多路穿插，先切断七十四师与周边部队的联系，再猛扑垛庄，掐住它的退路和补给线。
垛庄一丢，孟良崮上的局势就变得紧了。七十四师还在抵抗，可它的空间被压缩，水和弹药越来越吃紧，外面的援军又迟迟冲不进来。
山上山下像隔着一层厚墙，命令来得很急，现实却推不动。黄百韬的整编第二十五师向前推进，但遇到强力阻击，进展不快。
李天霞的整编第八十三师与张灵甫关系复杂，增援动作更让人不满。距离看上去不远，可几公里山路，在枪炮和阻击阵地面前，就是过不去。
这也是王耀武看得很透的一点，国民党军内部不是一块铁板，派系、人情、保存实力的想法一直存在。平时都喊服从命令，真到要用部队去填口子的时候，各路将领的算盘就露了出来。
蒋介石还在等待“中心开花”，可孟良崮上的张灵甫等来的却是包围圈越收越紧。外线没能打开缺口，内线又承受连续攻击。
这个时候，七十四师的精锐程度已经救不了它，因为它被困住的不是一个山头，而是一整套错误判断。5月16日，战局结束。
整编第七十四师主力被歼，张灵甫身亡。对国民党军来说，这一仗打掉的不只是一个师，更打掉了很多人对所谓“王牌部队”的迷信。
消息传到王耀武耳中，他的悲痛可以理解。那是他熟悉的老部队，也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一批将领和士兵。
可悲痛之外，他更清楚，这场失败不能只让张灵甫一个人背。张灵甫有责任，他对战场风险估计不足，也没有在关键时刻争取到更好的退路。
但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上层对形势过于乐观，把复杂战场想成了可以随手摆布的棋局。等发现棋子被围住，再催各路人马救援，已经慢了。
1959年12月4日，王耀武获得特赦。后来他参与文史资料整理，回忆旧事时，才有机会把过去很多不能说、也不便说的话写下来。
到1968年7月3日病逝北京时，他留下的那些未完成文字，也让后人看到他对孟良崮的另一层判断。在他眼里，七十四师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生路。
它原本可以依托两翼，可以保持补给，可以边打边调。真正把它推向险境的，是蒋介石的急躁判断、越级指挥，以及国民党军内部长期存在的互不信任。
孟良崮战役最值得琢磨的地方，也正在这里。战场上最怕的不是没有强兵，而是强兵被错误使用；最怕的不是一线将领不敢打，而是最高决策者看不清地形、看不透人心，还不断把命令压到前线。
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覆没，表面是张灵甫被围，实质是指挥体系出了大问题。一个统帅如果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尊重战场变化，也不顾部队实际承受能力，再精锐的队伍也会被拖进死局。
孟良崮留下的教训很直白：打仗不能只靠名将、名师和口号，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清醒的判断、可靠的协同，以及能不能在危险出现时及时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