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欲举家北上，妻子陈碧莲却不愿从，理由是她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郑洞国向来不愿强人所难，于是独身北上。一年后，妻子来信提出离婚的要求，郑洞国很是伤心气愤，但不愿为难她，也就签了字。
 
 
1952年6月，上海火车站月台。郑洞国攥着一张北上的火车票，身边只搁着一只旧皮箱。
 
 
大热天，他站得笔直，脸上却没有半点赴任的喜色。妻子陈碧莲没来送行。
 
 
临出门前她说得很干脆：北京冬天零下十几度，她一个南方人受不了那个冻，要去你自己去。
 
 
郑洞国向来不愿勉强别人，哪怕这个人是跟他过了二十年的妻子。
 
 
郑洞国是湖南石门人，黄埔一期，抗日战场上打过不少硬仗。
 
 
陈碧莲比丈夫小十几岁，父亲是中山大学教授，她从小在南京读书，有才气，人也漂亮。
 
 
1933年两人在医院相识，一见钟情，婚后她跟着郑洞国跑过印度、云南、东北，什么苦都吃过。
 
 
1948年长春围城，她天天在上海看报，担心得三十出头就白了头发。
 
 
谁能想到，最能吃苦的人，反而在太平日子过不下去了。
 
 
郑洞国到北京当了水利部参事。
 
 
头一个月他把工资全部汇回上海，还托人带了一张上等玄狐皮，做了件高领皮袄，生怕陈碧莲来了冻着脖子。
 
 
他在工地上一住就是二十天，每次回宿舍先看有没有上海来信。
 
 
等啊等，槐花开了一季，到了第二年春天，信倒是来了，却是一封离婚协议书，陈碧莲已经签好了名。
 
 
信里没有吵架，只说分开久了感情淡了，好聚好散。
 
 
郑洞国坐在木板床上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桌上窝窝头和白菜汤凉透了也没动。
 
 
他没写一个字去挽留，一周后签了字连皮袄一起寄回上海。
 
 
只在协议书上留了一句：“自此一别两宽，当是各自安好。”
 
 
消息传出去不到半年，陈碧莲在上海国际饭店办了婚礼，嫁了个做棉纱生意的富商。
 
 
那几年她过得阔气，家里有佣人，出门有汽车，穿绸缎喝洋茶。
 
 
郑洞国这边，1955年经人介绍娶了教师顾贤娟，日子过得清淡但也暖和。
 
 
1956年女儿郑安玉出生，他五十多岁又当了爹，整天乐呵呵地给孩子洗尿布。
 
 
可陈碧莲的好日子没撑太久。六十年代富商出了事，家产充公，人死在农场。
 
 
她一夜之间从花园洋房搬进弄堂阁楼，靠糊火柴盒、拆手套维生，冬天手冻得全是血口子。
 
 
1973年顾贤娟病逝。陈碧莲从上海赶到北京，跟郑洞国的孩子们透了口风想复婚。
 
 
孩子们没反对，但郑洞国压根不接茬。
 
 
1983年她又写了封信，就问一句“能否回到从前”。
 
 
郑洞国看完折好放进抽屉，对来探视的儿子郑安飞只说了三个字：“不可能。”
 
 
儿子劝他晚年别太孤单。郑洞国摆摆手说：“她要是来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她花十天的。别再说了。”他当时月薪245块，这话听着寒酸，但也是实话。
 
 
陈碧莲对郑洞国的孙辈其实不错，逢年过节总寄上海点心。
 
 
长孙郑建邦后来管她叫“上海奶奶”，说祖父不认她，但他们私下关系挺好。
 
 
1991年郑洞国去世，88岁。陈碧莲穿着灰呢大衣站在灵堂外，满头白发，一句话没说。
 
 
2002年郑建邦去上海看她，86岁的陈碧莲拉着他的手念叨：“我这辈子最大的错，就是不该跟他离婚。”这话晚了将近五十年。
 
 
郑洞国到死都没松这个口，一个在战场上从不低头的将军，却被一封离婚协议伤透了心。
 
 
他不是没给机会，北上之前给了，到了北京又等了一年多，工资月月寄，皮袄件件做，可等来的只有客客气气的“好聚好散”。
 
 
人心凉透了，就捂不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