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博士说透人性本质的话，让我听后如雷贯耳，他说：“千万不要跟一个长期缺钱的人在一起。你可能不知道，没钱只是他最小的缺点。犟、自私、懒、脾气差、不反思、还普信，这些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他没有钱的根本原因。物质的贫穷可以靠努力翻盘，而精神的贫穷，只会让人在底层原地打转，越活越狭隘，越熬越窘迫。”

阿德住在城中村一栋老楼的二层，门是后来自己换的——铁皮防盗门，装了三道锁。邻居们说他出门前总要把每道锁都确认一遍，有时候走到楼梯口又折回来，再推一推门。房东提过两次说他“疑心病重”，阿德听见了，没接话。他做保安，上夜班，白天在家睡觉，楼道里有人经过他都会竖着耳朵听一阵。

阿德的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年轻时在厂里跟组长吵了一架，他觉得组长针对他，就不再干了。之后换过七八份工，最长的也没干满两年。每一次走的时候他都能说出一套理由——领导看不上他、同事排挤他、工资对不住他的付出。他越说越理直气壮，声音也越来越大，像在说服自己。

三年前他认识了阿莲。阿莲在超市做理货员，比他小六岁，话不多。两人搭伙过日子，阿莲每天下班回来做饭，阿德坐在客厅抽烟等饭端上桌。有一次阿莲说：“你也找个白天能干的活呗，晚上不睡对身体不好。”阿德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我这个年纪，白天的活谁要？你嫌我挣得少你就直说。”阿莲没再提了，但那天晚上炒的菜比平时淡。

后来阿莲想考个会计证，晚上在饭桌上翻书。阿德在旁边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阿莲说：“你声音小点行不？我记不住。”阿德把遥控器一放：“你考那个有什么用？就你那初中文化，考了也没人要。”阿莲看了他一眼，把书合上放进了抽屉。那之后她再也没在他面前看过那本书。

阿莲的鞋坏了一双，去市场买了双新的，三十九块。阿德看见了说：“你上个月不是刚买过？”阿莲说那是去年买的，底子磨平了。阿德走过去把旧鞋拿起来翻了翻底：“还能穿嘛，你花那个冤枉钱干啥。”他把旧鞋放回鞋架，新鞋被塞进了鞋柜底层。阿莲第二天穿着旧鞋去上班，走了两站路，脚底被磨起了一颗泡。晚上回来她没说这件事，只是坐在床边给脚上贴创可贴的时候撕包装纸的声音很小，怕被他听见了又要说“你脚太娇气”。

阿德有一个堂弟在省城做装修，每年过年回来都开一辆深色的车。阿德在饭桌上说：“他那活不稳定，哪像我这保安，铁饭碗。”堂弟递烟给他，他接了不抽，夹在耳朵后面。堂弟说：“哥，你要不来我这边干，缺个管材料的，不累。”阿德把烟从耳朵上取下来看了看：“你那活，风吹日晒的，我干不了。”堂弟没有再说下去。

那几年，阿莲慢慢不跟他商量事了。水电费她自己交了，米油自己买了，坏了的东西自己找人来修。阿德发现了，问过一次：“你现在啥都不跟我说了？”阿莲正在洗碗，水流声很大：“说了你也是不赞成，省得吵架。”阿德站在厨房门口，想说什么，但最后只从冰箱里拿了瓶啤酒走了。关上卧室门的时候，他听见流水声没有停，哗哗地冲在碗底，像某种不断重复又无法进入的节拍。

那年冬天特别冷，阿莲感冒发烧，请了一天假在家躺着。阿德白天睡觉，傍晚起来发现水壶是空的，厨房灶台上放着两个没洗的碗。他烧了壶水，给自己泡了杯茶，经过卧室门口时往里看了一眼。阿莲蒙着被子，蜷成一道细瘦的隆起，没有翻身的动静。他在门口站了三四秒，端着茶杯走回客厅坐下，继续看电视。他没有进去问她要不要喝水，没有伸手探一下她额头的温度，甚至没有推开那扇已经半掩的门。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茶杯，拇指沿着杯沿缓缓转了两圈，像在重复一个早已被废弃的算式，结果已经无所谓了。

正月刚过完，阿莲走了。她走的那天很安静，把不多的几件衣服叠好装进一个旧旅行袋，把钥匙放在鞋柜上，把剩下的半袋米和半桶油归拢到灶台一角。阿德醒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屋子里了。客厅很干净，她擦过桌子和窗台，窗帘被她拉开了一半，光从外面照进来，落在她平时坐的那把塑料凳子上。

阿德在屋子里走了一圈，沙发、鞋架、厨房、卧室的床头柜。他没有找到任何一张纸条。他站在客厅中间，门外的风从窗帘掀开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得茶几上那张旧报纸的边角翘了起来，哗啦响了一声，又落平了。他想从她留下的东西里找到某种信号，证明她的离开是一次可以被挽回的暂停，但他翻遍了抽屉，只有那些她走前归拢好的日常物品，摆放整齐，没有指向任何方向的迹象。

后来他听人说阿莲去了省城，进了堂弟的装修队做后勤，考了证，干得不错。消息是别人转述的，他听了，没点头没摇头，像在听一段跟自己无关的天气预报。他继续做保安，继续锁那三道锁，继续在楼道有人经过时竖着耳朵听。

只是每天下楼经过鞋柜时会低头看一眼，那双磨平了底的旧鞋还在，旁边空着一片留白，没有人再往那里放新鞋了。风从楼道窗户灌进来，铁皮门发出极轻的震颤，像一段调不准音的旧录音带。门还是锁着，但没有人在门外等它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