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生是解放战争中被俘级别最高的将领。1946年6月,中原突围。359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因严重肠胃病掉队,与妻子何薇化装成药材商北返延安,年底在陕南被胡宗南部逮捕。后被叛徒指认,身份暴露。
主要信源:(人民网——三五九旅之雄鹰——刘亚生)
1946年夏天,湖北宣化店一带的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6月下旬,国民党三十多万兵力合围中原解放区,解放军中原军区只有六万多人,被困在狭窄区域里。
谁都明白,这是内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一场大规模围剿。
就在这片阴云下,抗战时期打出名号的八路军359旅接到西突命令,准备离开中原向陕北突围。
这支部队被人记住多半因为“南泥湾”,但1946年在秦岭深处的艰难行军更值得细看。
队伍里有个政治干部的名字,后来与南京燕子矶边的一次秘密处决紧紧相连。
他就是359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
刘亚生是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从宣化店包围圈走到长江边。
时间不过两年多,却横跨了中原突围、西北战场防御、三大战役和南京易手的整段历史。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起总攻。
359旅要在敌军重围中向西突破,翻越秦岭奔向陕北。
刘亚生时任359旅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入党。
他胃病缠身,高度近视,但摆脱合围后,这个文弱干部反而成了旅里几次关键会议上态度最坚决的人之一。
突围初期部队伤亡大,到秦岭一带粮食匮乏,战士们挖野菜、嚼草根。
刘亚生胃病发作时疼得满身冷汗,可晚上旅部开会,他总扶着桌子站起来把话说完。
有一次前出路线因敌情变化被迫调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补给要断。
刘亚生提议在陕鄂交界利用山地地形组织伏击,打痛追兵顺便解决给养。
旅领导采纳建议,几天后一场伏击打得突然激烈,不仅挡住追兵,还缴获武器弹药,为向西运动赢得时间。
秦岭行军持续到1946年秋,组织考虑刘亚生身体状况,安排他和妻子何薇化装成小贩绕道北上。
但陕南已被胡宗南防线切割得支离破碎,各关口渡口设有检查站。
在黑山镇附近,一个曾在359旅当过战士后来叛变的人认出了刘亚生,两人被扣押。
被捕后刘亚生被押送西安单独关押。
国民党先试探拉拢,说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愿意合作可以当参议顾问。
刘亚生坚持内战责任在蒋介石一方,不做任何透露。
软的不行,刑讯上场,吊打、老虎凳轮番使用。
他本有严重胃病,身体经不起折腾,但始终没低头。
1947年初敌人打出家庭牌,让何薇做工作。
刘亚生当场撕裂劝降企图,写下离婚书把责任扛在自己身上。
家庭牌失败后,1947年9月他被秘密押送南京老虎桥看守所,从“争取对象”变为“重点看押目标”。
在老虎桥,刘亚生被关单间。
他用碎石头在地上画棋盘下棋,在墙角刻星形图案提醒自己“还在队伍里”。
1948年秋辽沈战役胜利的消息通过看守闲聊传进牢房,紧接着淮海战役打响。
刘亚生从看守情绪里感到局势逆转。
国民党高层出现危机思维,对“极危险”政治犯从严从速处理。
1948年12月中旬深夜,一辆军车从南京驶向燕子矶江边。
执行者让刘亚生等一批人背对江水,捆上绳索拴沉重石块,绑石沉江。
刘亚生38岁的生命在江面下终结。
战后通过监狱同伴、看守说法和国民党残留档案,人们复原了他从被捕到处决的过程。
他的名字被刻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设施石壁上。
1936年入党,北大毕业,359旅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牺牲。
刘亚生原名刘伟光,出身河北穷乡镇。
6岁站在窗外偷听私塾,用沙地练字,先生被苦学劲头打动收他入门。
后来他到保定第二师范读书,接触新思想。
1935年参与组织“一二·九”运动被捕,在党组织营救下脱身并入党。
抗战全面爆发后到359旅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359旅,刘亚生白天跟战士下地,晚上写标语、编小报、做宣传。
南泥湾开荒时,他把生产过程记录下来宣传出去。
战士们围着他听讲政策和形势。
他写的不是空话,而是部队眼前要做的事。
1946年被捕后,胡宗南方面用尽诱降、拉拢、威逼、刑讯手段。
刘亚生始终不松口。
临死前他留下话,告诉王震将军,我没有给359旅丢脸。
长江水奔流不息,燕子矶礁石还在。
雨花台石壁上那几行字说明,一个人的选择与立场仍在时间里留下清晰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