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逼着红军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别全赖蒋介石。真正布下绝杀局、差点把红军逼上绝路的，是个连枪都没摸过的一介书生。
真正让中央苏区感到窒息的，并不只是炮火。到了1934年前后，一包盐、一匹布、几片药，都可能过不了封锁线。
前方的碉堡越修越近，身后的补给却越来越少，战场已经从枪炮交锋，变成了一场漫长的生存消耗。把这种打法变成完整制度的人，正是杨永泰。

他是广东高州人，清末秀才出身，后来读过法政，长期在政界活动，没有前线领兵的经历。可他最擅长的，恰恰不是冲锋，而是研究怎样用行政、经济和地方组织配合军事行动。
前四次“围剿”失利后，国民党方面发现，单纯派大军深入苏区并不好使。部队走得快，后勤容易脱节；兵力铺得开，又容易被红军抓住薄弱处。
杨永泰由此提出，要先控制地方，再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最后把苏区一点点困住。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杨永泰则成为这套政治围堵的重要执行者。
他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还兼管负责政治事务的第二厅，因此有人称他为“七分厅长”。这种办法最难受的地方，是不给红军留下足够的机动空间。
过去可以绕过敌军主力，寻找侧翼和后方；碉堡线形成后，许多山口、渡口和道路都有人把守。红军每突破一处，都要付出代价，而敌军还能依靠公路迅速调兵。
杨永泰真正下功夫的，是战场之外。他推动整理保甲，严查来往人员，控制集市和交通，并对食盐、药品、布匹、钢铁等物资加强封锁。
江西本来就缺盐，一旦外部盐路被卡住，影响的不只是部队，连普通百姓的日子也跟着难熬。为了送盐进苏区，有人把盐藏在竹筒里，有人让衣服吸满盐水，晾干后再设法带过关卡。
药品更是紧缺，伤员能不能及时治疗，往往就看一小包药能否穿过检查。杨永泰的办法，正是把普通物资也变成封锁中的一道关口。
他还试图割断红军与群众之间的联系，村庄被编入保甲，人员流动受到限制，商贩和秘密交通线面临严查。过去靠乡亲掩护、靠小路运送的粮食和消息，变得越来越难。
枪声之外，一张由户籍、道路、市场和关卡组成的网正在收紧。这套办法并不是只靠某一道命令起作用。
碉堡负责挤压，公路负责运兵，保甲负责盯人，封锁负责断物资，几股力量同时推进，才形成真正难以摆脱的压力。杨永泰的作用，就在于把原本分散的手段，拼成一整套能够持续运转的围困体系。
到1934年秋，中央苏区能够周旋的余地已经很小，国民党军依托堡垒不断向内推进，兵力、装备和补给优势逐渐显现。中央红军必须在包围圈完全合拢前保存主力，战略转移由此成为关系全局的重大选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共8.6万余人，从江西于都一带渡河出发。许多人离开时并不知道前面要走多远，只知道身后的道路正在被封死。
后来被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远征，就从这个危急关头开始。冲出苏区，并不等于走出危险。
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在湘江两岸经历了极其惨烈的战斗。到1934年12月初渡过湘江时，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队伍承受了巨大牺牲。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一带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杨永泰设计和推动的封锁体系，曾把中央苏区压缩到十分危险的境地，却没能困住红军。越是严密的包围，越能看出这场战略转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那不是一次轻松的远行，而是在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后，用鲜血闯出的道路。物资可以被截断，道路可以被封锁，但一支有信仰、有组织、能在绝境中改变方向的队伍，最终走出了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