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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当年“秋收起义”的时候,教员有多难吗?那是让人绝望的程度!每一步都是天崩的程

知道当年“秋收起义”的时候,教员有多难吗?那是让人绝望的程度!每一步都是天崩的程度,教员就是能绝处逢生,扭转乾坤,创造奇迹!
一支五千人的队伍,走到江西永新三湾村时,只剩下不足千人。枪少了,人散了,士气也低了。
很多人以为这就是秋收起义最惨的地方,其实更难的是:毛泽东必须在这种局面下,立刻把人心稳住,把方向重新找出来。1927年的秋天,不是后来人想象中的一路高歌。

那时大革命失败不久,许多地方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打击。城市里风声很紧,乡村也不安宁,许多基层组织被破坏,留下来的人既有勇气,也有迷茫。
8月7日,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出了后来影响很深的一句话,大意是必须重视军事,政权要靠枪杆子取得。
这不是书斋里的判断,而是现实把人逼到墙角后得出的认识。会后,毛泽东被派到湖南,准备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郊外开会,讨论起义计划。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发动湘东赣西力量,集中进攻长沙。
听上去目标很大,可手里的牌并不厚。起义部队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下辖三个团。
队伍来源复杂,有原警卫团旧部,有安源工人武装,也有农民自卫军,总数约五千人。这种队伍有热血,但也有隐患。
很多人刚拿起枪不久,军事训练不足,内部成分不齐,地方武装靠不靠得住也难说。毛泽东面对的,不是一支成熟军队,而是一支还在风雨里摸索的新队伍。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铁路工人和农民先行动手,破坏岳阳到黄沙街、长沙到株洲的铁路,切断敌人交通。
起义的声势起来了,但很快,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9月10日占领平江县龙门厂。
可刚有一点进展,收编进来的邱国轩部突然叛变,从背后捅了一刀。第一团腹背受敌,损失很重,团长钟文璋失踪,只能向浏阳方向撤退。
第三团从铜鼓起义,先后占领白沙镇、东门市。可敌军很快分路包围,9月14日,第三团被迫撤退。
三路人马原本都指向长沙,结果还没真正打到城下,就被现实一层层压了回来。这时候最难的选择来了。
继续攻长沙,口号响亮,但可能把剩下的力量全部耗光;马上改变方向,又会有人不理解,觉得是不是退了、怕了、泄气了。毛泽东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显出来。
他没有把原计划当成不能改的铁板,三路受挫后,他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通知各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个决定看似是退,其实是把快要散掉的火种先拢到一起。
9月19日,起义部队陆续到达文家市。当天晚上,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
会上争论并不轻松,有人还想继续打长沙。毛泽东判断得很清楚,敌强我弱,硬冲大城市,不是勇敢,而是把队伍送进绝路。
会议最后接受他的主张,放弃攻打长沙,向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农村山区转移。这个转向,表面上是路线改变,实质上是从失败里找生路。
从那一刻起,秋收起义不再只是一次城市进攻,而开始走向新的道路。9月20日,队伍离开文家市,向南转移。
可命运没有马上放过他们。9月23日,部队在芦溪遭到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
卢德铭年轻有为,他的牺牲,对这支队伍打击很大。9月25日,部队冒雨攻克莲花县城,得到了短暂补给。
这不是大胜后的轻松,而像是黑夜里的一口热饭,能让人撑着继续往前走。几天后,队伍来到江西永新三湾村。
于是有了三湾改编。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组织建到连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强调官兵平等,整顿纪律。
这几件事看似朴素,却等于把一支快被打散的队伍重新拧成一股绳。旧军队常见的毛病,是官兵隔着一层墙,上面下命令,下面只服从,打败了就各顾各的。
三湾改编改变的正是这个根子。士兵知道自己为什么扛枪,基层有了组织,队伍也有了灵魂。
所以看秋收起义,不能只看“起义”两个字。真正值得细看的,是毛泽东在连续受挫中怎样判断局面,怎样放下不切实际的目标,怎样把残存力量带到新的地方,怎样把失败边缘的队伍变成后来发展的基础。
这段历史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把困难说得多传奇,而是它非常真实。毛泽东没有靠一句豪言解决问题,他靠的是冷静判断和及时转向。
该坚持时坚持,该改变时改变,该收拢队伍时就收拢队伍。很多人把“绝处逢生”理解成运气,其实不是。
它背后是对形势的清醒,是对人心的把握,也是关键时刻敢负责、敢拍板的担当。秋收起义留下的力量感,正来自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