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长人选的历史考量：毛泽东曾提议彭德怀、叶剑英担纲军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落地。经国共多轮谈判，双方商定将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1937年9月28日，一纸任命突然传出：叶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耐人寻味的是，这项任命事先并未同中共中央充分协商。直到后来叶挺亲赴延安，说明自己的态度，中共中央才正式同意由他担任军长。

看似已经确定的人选，实际上还要经过一次严肃考察。
它的基础，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继续留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游击队需要取得合法番号，公开奔赴抗日前线。
可一旦接受改编，谁来带领这支部队，谁掌握实际指挥权，便成了绕不开的问题。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作出指示：可以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编，但必须保存武装，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
这个原则，决定了军长不能只看名气，更要看政治立场和实际控制能力。国民党方面曾考虑让陈诚或张发奎担任军长。
两人都是国民党军中的重要将领，如果由他们直接掌握南方游击队，部队原有的领导关系很可能被打乱，中共中央因此没有接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的人选，则包括彭德怀和叶剑英，这两个名字放在当时，都很有分量，国民党方面也正因为清楚他们的影响力，对这两项提议都表示反对。
彭德怀的优势十分明显。他带兵经验丰富，作风果断，长期在艰苦环境中指挥作战。
南方各地游击队分散多年，情况复杂，需要一位有威望、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将领把队伍拢起来，彭德怀完全具备这种能力。可问题也很现实。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彭德怀已经担任副总指挥。此时华北战事日益紧张，八路军各部正陆续开赴抗日前线，彭德怀在总部承担着重要指挥任务。
把他调往南方，意味着华北战场也要重新调整。因此，提出彭德怀，不只是挑选一位能打仗的军长，也是在谈判桌上表明态度：南方这支武装必须由可靠、有威望的人领导，不能在改编过程中被拆散，更不能改变原来的政治方向。
叶剑英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选。他既懂军事，又熟悉国民党军队内部情况，还长期承担联络和谈判工作。
新四军成立初期，不仅要整编部队，还要争取经费、驻地、装备和行军路线，需要不断同各方交涉。从这个角度看，叶剑英很适合处理新四军面临的复杂局面。
他能在内部协调各支游击力量，也能在外部应对各种限制和阻力。然而，叶剑英当时已经担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参与南京等地的国共谈判。
让他离开现有岗位，八路军总部和谈判工作都会受到影响。更关键的是，国民党方面同样不愿意看到一位中共高级将领直接掌握江南武装。
两个方案先后受阻，军长人选陷入僵局，就在这个时候，叶挺进入了视线。叶挺是北伐名将，曾率领独立团打出“铁军”声威，后来又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离开党组织，在海外生活多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重新回国，希望参加抗日。
周恩来在上海见到叶挺后，提出由他负责整编南方游击队的设想。叶挺愿意承担这项任务，又通过陈诚向国民党方面表达请战意愿，并提出沿用北伐时期第四军的荣誉，把新部队命名为“新编第四军”。
叶挺具有一种特殊身份。他有很高的军事声望，又不是当时中共军队中的现役高级将领，国民党方面认为他较容易接受。
对中共中央来说，真正需要确认的，是叶挺能否接受党的领导，能否保证这支部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所以，9月28日的任命并不等于事情已经完全敲定。
10月6日，蒋介石又发出电令，将部分南方红军游击队交由叶挺编遣；10月12日，江西省政府转发这一电令，新四军番号和叶挺的军长身份才公开传开。中共中央没有仓促表态，而是继续了解叶挺的真实想法。
叶挺表示，自己虽然暂时不在党的组织内，但愿意接受党的领导。1937年11月上旬，他前往延安，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面谈。
11月8日，延安举行欢迎叶挺、项英大会。叶挺明确表示，今后要按照党所指引的道路，坚持抗战。
经过这次面对面交流，中共中央正式同意由他担任新四军军长。接下来的安排同样经过仔细考虑。
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同时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加强对部队的统一领导。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军部移往南昌，随后各地红军和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编成四个支队和一个军部特务营，全军约1.03万人。
至此，新四军才真正形成较为完整的指挥体系。彭德怀代表着强有力的军事统率，叶剑英长于协调和谈判，叶挺则以特殊经历和社会声望，为僵持局面找到突破口。
毛泽东先后考虑彭德怀、叶剑英，说明中共中央始终把部队领导权放在重要位置；后来接受叶挺，又体现了抗日大局下的灵活处理。原则没有放松，办法却可以根据局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