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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团损失九千多人，军团指挥部也差点被桂军偷袭成功。彭德怀在战后训人时话就很重，他把李德、博古这种“搬家式长征”骂成“抬着棺材送殡”，哪儿有一点战略转移的样子。

五军团损失也在七千左右。它的红34师负责全军殿后，结果没能渡过江，在湘江东岸几乎被打光，全师覆没。董振堂带着红13师完成掩护任务后，等他准备过江，浮桥已经被炸断，只能冒着疯一样的炮火徒涉过江，也差一点被封死在东岸。

军委直属纵队也没落得好。那八千挑夫，在战斗和撤退途中减员了三分之一，又在之后的行动中减掉两千，等于缩水了一半。二纵的军委教导师损失五千多，军委纵队虽然并不是正面主攻部队，但整个直属队一样减掉了半数以上。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近十万（含挑夫）缩水到几万。靠着伤亡间隙的补充和整编，过江后还有三万多一点，但那些最早从江西走出来的老红军，已经倒下了一大半。

可以说，如果没有湘江那场失血，中央红军之后的路会轻松得多。

也正是在这样几乎“悬崖边”的境况下，后面那些被我们写进课本的“转折”，才显得更难得。


渡过湘江后，红军进入贵州，打下黎平。在黎平当地，中央开了一个很关键的会议——黎平会议。

简单说，这次会议的气氛，已经和此前“教条一言堂”完全不一样了。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李德、博古继续沿着原定路线，硬要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因为那条路上同样埋伏着国民党重兵，继续往前就是继续送命。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方案：向遵义方向转移，然后在黔、川、湘交界地带寻找建立新根据地的可能。这个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实战派指挥员的支持。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直接把李德、博古从领导位置上彻底“拿下”，但已经动摇了他们在党内、军内的绝对权威。博古会后交出了对党工作的主要领导权，刘伯承也重新出山，当起了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对后续的行动起了不小的稳定作用。

于是，毛泽东提出的“向贵州挺进”的路线，终于被执行了。

此时有一个重要变化：由于在湘江遭遇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再加上行军负担太重，红军不得不在途中丢掉了所有笨重的重装备——重炮、笨重的器材、过多的辎重都扔了。看上去是“损失”，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也是“卸下包袱”。


长征真正变成了“轻装疾行”的长征。

接下来，红军一路急行军向遵义靠拢。乌江一线，在红一军团红二师的强渡下被突破，随后遵义城被智取攻占。中央红军终于有机会停下来整顿，喘了一口真正的长气。

遵义会议，就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了。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结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得到了恢复，军事路线从纸上谈兵的教条主义，转回到实际战争中锤出来的、贴着现实打仗的路线。此后不久，通过一系列扩红、整编，中央红军的兵力恢复到大约三万七千人左右。

从那之后，整个长征的节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瞎撞，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运动战”。

红军原本打算北上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路线受阻，不得不临时改变方案，向西机动，于是有了一渡赤水。这一轮打打停停，总共损失约四千人。


一渡赤水后，红军计划渡金沙江进入川西，但遭到滇军阻拦，只好再一次掉头向东，二渡赤水。二渡前，红军在云南扎西小镇开会，讨论下一步去向，还在当地扩红近四千人，同时做了一次重要的整编。

整编的结果是：原来三十个团缩成十七个团。除了红一军团还保留两师六团的架构之外，其余军团都撤销了师一级番号，改为军团直接指挥团。

三军团直辖四个团，五军团三个团，九军团三个团（其实就是三个加强营的规模）。军委直属纵队则简化到只保留几个梯队和干部团，战斗部队大为压缩。

二渡赤水之后，红军重新占领了遵义。与黔军的几次交锋中，三军团损失了约三千人，但战后在当地又补充了两千多新兵。接下来三渡、四渡赤水，可以说是整场长征中最经典的几步棋——虚虚实实，把追着红军打的几十万国民党军绕得团团转，最后干脆从黔北脱身，向云南方向转进。

在由黔南向滇转移、再到渡过金沙江的过程中，一、三、五军团合计又损失了大约五千人。这段路走得不算轻松，但与之前湘江那种大面积溃败相比，已经是“带伤前进”了。

有一点很特别：红九军团总指挥罗炳辉出身滇军，在云南有不少旧部和熟人。九军团在黔滇之间独立活动，负责拖住一部分国民党军，把压力从主力身上分走。同时，因为罗炳辉的滇军背景，九军团在当地做群众工作、发展武装很有优势，结果兵力非但没减，反而扩红了三千多人，跟三军团、五军团的差距明显缩小。@豆包 @红色书库11 @中国传统文化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