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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只是“兵力数”，不包括庞大的挑夫队伍。

长征前夕，中央下了个看起来“实在”的决定：能带的东西尽量带走。于是，粮食、盐、弹药、印刷设备、电台、药品，加上一堆生活用品，统统打包装箱。光是军委纵队，挑夫就接近八千人，各军团也各自配了不少。

算上挑夫、随行人员，中央红军长征时，全队人数近十万。这一开局，就埋下了后面“走不快、跑不掉、伤得惨”的伏笔。

行军速度被拖慢，这是第一重代价；而最要命的，是战略决策上的失误。

中央红军刚开始突围时，前面有国民党军布下的四道封锁线。前面三道，打得辛苦，但总体还在可控范围里。红军损失了两万多作战人员，可一路上也在不断补充新兵、整合地方武装，大概还保持着六万五千人左右的兵力。

而且关键一点，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这三大主力的损失并不大。换句话说，主力还在手里，部队士气也没被打垮。

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思路：从道县一带向北迂回，然后折向东，重新回到赣南、闽西一带，找机会恢复根据地。这不是凭感觉拍脑袋，当时红军已经破译了国民党军的部分电报，对对方的部署有比较清楚的掌握。如果这么走，很可能避免后来湘江那场伤筋动骨的惨败。

但当时握着指挥权的是“左”倾教条路线的李德（德国顾问）和博古。他们认定只有朝既定方向“硬闯”才稳妥，坚持要沿原来的线路往前突。明知道前面有国民党重兵堵着，还是要往火坑里冲，这种决心，说好听点是“意志坚定”，说难听点，就是教条到了近乎盲目的程度。

结果就是：在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遭遇了长征以来最惨烈的一次打击，元气几乎被打残。

更讽刺的是，湘江战役前，红军并不是没有“空隙”可钻。

广西方面的白崇禧，因为和蒋介石之间有微妙的政治角力，他在一开始其实并不想把红军逼到死角。他干脆命令桂系部队“放开大路”，等于默许给红军预留了一条通道，让中央红军有两天时间可以快速通过、渡过湘江，扎到西边去。

对一支野战军来说，两天时间，赶个七八十公里，尤其是轻装前进，其实完全来得及。只要果断丢开沉重的器材、物资，主力部队用最快速度往前冲，很大概率能减少大量伤亡。


但问题就出在“舍不得”这三个字上。

李德和博古坚持要把从中央苏区“搬家”出来的那些家当，统统带走。军委纵队在道县一带足足停留了三天，等于硬生生把白崇禧留下的那条“缝隙”给拖没了。

蒋介石得知桂系“放水”后，暴跳如雷，一边命令湘军从北往南压，一边强令桂军从南往北堵，再加上中央军从后面往前追，几个拳头一合拢，等红军真正朝湘江方向走的时候，西岸已经基本被重兵封死。

从道县到湘江，直线距离不过七十公里，对于一支想保命的部队来说，丢下坛坛罐罐，一口气拼命往前冲，是最合理的选择。可因为“搬家”心态作祟，军委纵队带着大队挑夫，硬生生走了四天。

这四天，一、三、五军团在前面后面像钉子一样钉在战场上，跟国民党军死扛，掩护这支行动缓慢的队伍过江，打成了血肉磨坊。

一军团损失近万人。战斗中，林彪的指挥所差一点被湘军摸过去端掉，战后，林彪站在山坡上，看着漫山遍野的战士尸体，失声痛哭，这不是文学渲染，而是很多老红军回忆里都提到的真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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