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押送朱世君去渣滓洞的路上，特务李朝成悄悄松开了手铐，眼看竹林就在眼前，朱世君却猛地甩开他，低声喝止，她宁死也不逃，只为保住身边这个潜伏了三年的“敌人”。
 
 
1949年深秋，重庆开县太平乡中心校的女校长朱世君被特务从宿舍里带走了。她没叫也没跑，让学生们散了，自己让人捆上手。
 
 
这个28岁的女人教过学生唱《黄河大合唱》，把攒下的薪水全买了枪支弹药，还领着教师揭发过当地劣绅的恶行。这些东西放在那时候，哪一条都够要命。
 
 
押送的路上山道崎岖，坑坑洼洼。朱世君手腕上的麻绳勒出了血印子，但她始终挺着腰板。几个押送的特务中途寻了个地方落脚，揣着银元出去喝酒耍钱去了，只留下一个年轻人在看守。这人叫李朝成。
 
 
后半夜冷得人直打哆嗦。朱世君迷迷糊糊靠在墙角，忽然感觉有人碰她手腕上的绳子。她猛地睁开眼，看见李朝成正蹲在跟前解绳扣。
 
 
“朱校长，”李朝成压着嗓门，声音直打颤，“我是化文的朋友，你快走。”化文是陈化文，她的未婚夫，一个已经转移的地下党员。绳子解开了，李朝成推着她往后门送：“他们抽完烟就回来！”
 
 
朱世君往前挪了两步，站住了。
 
 
她回头看着李朝成。这年轻人她认得——三年前逃难到开县，在她家吃过饭，她夜里还给他缝过鞋底。
 
 
可眼下他穿着特务制服，腰里别着枪，说要放她走。她一下全明白了，这人原来是安插在敌人内部的自己人。
 
 
“不行，”朱世君转身坐回原处，“我不能走。”
 
 
李朝成急得蹲下来：“这是唯一的机会！化文知道了会怨我的！”朱世君把绳子递还给他，声音很轻：“你藏了三年不容易，不能因为我露了馅。”
 
 
李朝成还要再劝，朱世君盯着他，眼圈红了，话却硬得像石头：“你再劝我就喊，到时候咱俩都活不成。”
 
 
李朝成不动了。他重新把绳子缠回朱世君的手腕上，手指抖得打了几次才打好——比原来松了些。他站起身抹了把脸，没人看见他哭了。
 
 
天亮了，其他特务醉醺醺地回来，瞧见朱世君还在原地，骂了两句，继续上路。朱世君一路没再言语。
 
 
她心里清楚，渣滓洞那个地方进去了就很难出来。可她更清楚，李朝成能在特务窝里站住脚有多难——她要是跑了，特务头一个怀疑的就是看守的李朝成，一拷打，牵出来的可能是整条线。
 
 
她用自己这条命，换那颗钉子多钉在敌人心脏里一会儿。
 
 
渣滓洞的日子苦得没法说。女牢是两间小平房，挤着二十多个人。朱世君被推进去时，同屋有个面容瘦削的女人抬头看了她一眼——江竹筠，大家都叫她江姐。
 
 
刑具一样一样往身上招呼，朱世君被打得浑身是伤，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要杀要剐随便，想问出东西来没门。”
 
 
但她也干别的，在牢房里教不识字的难友认字，领着大家唱《囚歌》，放风时还带着女囚们扭秧歌。她总说，人虽锁在笼子里，心不能锁住。
 
 
有个即将获释的难友来跟她道别。朱世君从衣襟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炭笔写着八个字：“真金不怕火烧，巾帼不畏严刑。”
 
 
她让人把纸条带出去，后来辗转到了她哥哥朱世祥手上。那信里还有一句话：“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永远莫想在我身上有所得。”
 
 
1949年11月27日，天还没亮透，渣滓洞的牢门被踹开了。特务端着枪把所有人赶到院子里，机枪架了起来。朱世君整了整衣襟，扶了扶眼镜，表情平静得像是要去给孩子上课。
 
 
枪响了。
 
 
那一天是她29岁生日。渣滓洞大屠杀里，180多人遇难，只有十几个从尸堆里爬出来。李朝成不在那180人当中——他活下来了。
 
 
重庆解放后他继续做该做的事。只是很多年里，他总想起那个山道上的夜晚：一个文弱的女教师，手腕上勒着血印子，坐在黑暗里轻声对他说：“你潜伏不容易，别连累了你。”
 
 
那句话，他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