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刽子手这个行当里，藏着一个更瘆人的分工。男人在法场上挥刀，女人在后院里洗“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洗头，而是洗已经杀了的头。

1925年，长沙城外的刑场上，一个老汉攥着鬼头刀，监斩官一声令下，一匹白光闪过，人头落地，干净利落。

他在长沙县公署供职时，经手斩杀的盗犯不下二三百名。据说他的刀法已经练到了一种境界：一刀下去，犯人甚至感觉不到痛苦。

这是他最后一场“红差”。行刑结束后，他带着头颅回到家中，头颅交给了一个女人，那把跟随了他二十多年的鬼头刀，锁进了箱底。

这个老汉，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刽子手——邓海山。

在死刑由枪决取代斩首的年代，他成了这门古老手艺的末代传人。人们只记得他手起刀落的那一刻，却少有人知道，这个刽子手的家里，还有另一个沉默的“参与者”，那就是“洗头工”。

清末民初，刽子手的收入来源远不止衙门那点月俸。行刑之后，尸体和头颅的处理，才是真正的生计。

按照当时规矩，死刑犯的尸身分两种去处：有家属来收尸的，交钱领走，缝合下葬；无人认领的，官府不会统一掩埋，默认由当班的刽子手自行处理。这些无主的头颅，要么被扔到乱葬岗，要么被刽子手带回家中。

带回家，不是为了纪念，是为了卖钱。

当时西医已经传入中国，新式学堂和医院急需人体头骨做解剖教具。一具完整的、处理干净的头骨，在黑市上能卖出好价钱。这笔灰色收入，比刽子手的俸禄丰厚得多。

但问题是，刽子手白天要在刑场行刑，晚上还得应酬衙门里的差事，根本没时间在家收拾那些带血的头颅。于是，清理、蒸煮、去皮肉、刷洗、晾晒等那些又脏又吓人的活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刽子手妻子的身上。

不过，邓海山没有妻子，只是请了一个女人帮他洗头。每次从法场提着一颗鲜血淋漓的头颅回了家，女人接过来，面无表情地生火、烧水、架起大锅。锅里翻滚着混着血沫的蒸汽，院子里晾着一排排森白的头骨。

有照片为证：1902年，一位南方家庭妇女在院中晾晒亲手蒸煮处理过的三个骷髅头，毫不畏惧。她的丈夫，正是当地有名的刽子手。这成了她家生计的一部分。恐惧在贫穷面前，不值一提。

实际上，刽子手属于古代贱业，普通人避之不及，同行内部联姻是常态。街坊极度忌讳，家里所有和尸骸、血污相关的杂活，只能自己家人承担，外人绝不肯上门帮忙。

邓海山虽然砍了三百多颗人头，攒下了一笔家业，但直到晚年都感叹：“我有钱，身体又好，为什么就没有女人愿意和我结婚过日子呢？”职业的阴影，伴随了他一生。

刽子手这个行当，代代相传着一句话：杀人过百，断子绝孙。师傅佟绍箕劝他收手，他不听。等他想收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晚年的邓海山，无妻无子，孤苦伶仃。那把锁进箱底的鬼头刀，大概是他这辈子唯一的朋友。

有些活，总得有人干。有些事，总得有人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