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起兵后，他在北京的儿子吴应熊认为自己是建宁公主的丈夫、康熙的姑父，最多下狱不会被杀头。可康熙毫不留情，下令将吴应熊及其13岁的儿子吴世霖处斩。
北京城里的抓捕来得很快。
云南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师后，吴应熊原有的身份突然全部变了味。额驸、少傅、太子太傅，这些过去让人羡慕的头衔，此时都压不过另一个身份：叛军首领吴三桂的儿子。
真正决定吴应熊命运的，并不是他有没有亲自带兵，而是朝廷究竟把他当成什么人。
在他自己看来，建宁公主是妻子，康熙是晚辈，他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早就算半个皇家人。可在朝廷眼中，他始终是平西王世子，是留在京城牵制吴三桂的一张牌。
同一个人，吴应熊看到的是亲情和名分，康熙看到的却是兵权和局势。
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吴应熊迎娶皇太极第十四女。她后来曾被称为建宁长公主，又改封恪纯长公主。婚后，吴应熊成为皇家额驸，长期住在北京，还得到三等子爵以及少保、少傅等荣衔。
这份待遇看起来相当风光。可吴应熊离父亲的军队越远，实际上就越难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能享受富贵，却不能随意返回云南；他住的是公主府，活动范围却一直在朝廷眼皮底下。
这门婚事从一开始就不只是男女成家。
清廷需要吴三桂率军镇守西南，又不可能对一个手握重兵的异姓藩王完全放心。把吴应熊留在京城，既能给吴三桂足够的体面，又能控制他的软肋。这是一种带着恩赏外衣的牵制办法。
吴三桂服从朝廷时，吴应熊就是受宠的女婿；吴三桂一旦起兵，他便会变成最方便处置的人。
问题在于，吴应熊在北京生活了大约二十年。时间久了，人很容易把暂时的安排看成永远不变的关系。
他有府第，有爵位，妻子又是公主，宫廷内外也不会把他当普通臣子对待。这样的日子过得越安稳，他越可能相信，自己已经真正进入皇室亲缘圈，父亲即使出事，自己最多被关押，不至于丢掉性命。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借撤藩之机在云南起兵，吴应熊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战火很快越出云贵，湖南等地接连告急。清廷面对的不是一个藩王闹脾气，而是一场可能波及大片地区的武装叛乱。朝廷必须让其他藩镇和各地官员看清，它不会因为皇家婚姻而留下模糊余地。
吴应熊起初只是被拘禁，并没有马上处死。这说明朝廷一度还在衡量：留着他，能不能迫使吴三桂回头。
可吴三桂没有退兵，反而继续扩大势力。吴应熊作为人质的价值很快耗尽。一个不能让父亲收手的人质，留在京城只会让外界猜测朝廷是否有所顾忌。
朝中大臣多次要求严办吴氏子孙，最初提出的刑罚比最后结果更重。他们主张将吴应熊、吴世霖和其他儿子一并凌迟，以显示朝廷平叛的决心。
康熙十三年四月，最终处置落定。
康熙没有完全采用廷议，而是下令将吴应熊与吴世霖处绞，其余年幼儿子暂免死罪，交由官府处置。正式定刑是绞刑，并非凌迟。康熙在谕旨中还提到吴应熊长期在身边任职，因此没有采用最重刑罚。
然而，对吴应熊来说，绞刑还是凌迟，并不能改变结局。
这道命令真正要影响的，也不只是吴家。吴应熊是平西王之子，又是皇家额驸，连他都不能靠婚姻避祸，其他响应吴三桂的人自然会明白，朝廷不会为所谓亲戚关系退让。
康熙处死的不是一名普通家属，而是吴氏家族留在北京最醒目的象征。
吴世霖的遭遇则更加残酷。他年纪尚小，无法决定祖父是否起兵，也不可能左右父亲的选择，却仍被整个家族拖入死局。
在那个重视宗族连坐的时代，一个人往往很难与家族责任彻底分开。孩子没有参与谋划，却照样要承担后果。权力斗争一旦以家族为单位展开，最没有选择能力的人，反而可能最先受到伤害。
建宁公主同样被夹在中间。
她是皇家公主，也是吴家的媳妇。丈夫和儿子被处死后，她不可能公开站在吴家一边，又无法改变亲人已经死亡的事实。后来朝廷称吴应熊是受吴三桂叛乱牵连，表面是在安慰公主，实际上也是把她与吴家的政治责任切开。
她的公主身份得以保留，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却救不了任何人。
吴三桂也没有因为儿孙被杀而停兵。康熙十七年，他在衡州称帝，不久病死，吴世璠接手残余力量继续抵抗。康熙二十年，清军平定云南，持续八年的三藩战事结束。
吴家曾拥有王爵、军队、地盘和巨额资源，最后连留在北京的退路也没能保住。
我认为，吴应熊的悲剧不能简单归结为“父亲造反，儿子受罚”。他最大的误判，是把朝廷给他的礼遇当成了永久安全，把政治婚姻理解成普通亲情。
他的官职、爵位和富贵，都有一个隐藏前提：吴三桂必须继续听命于朝廷。这个前提存在时，他是尊贵的额驸；前提消失后，他便成了最适合用来表明立场的人。
吴应熊并不是没有身份，而是过分相信身份。他看见了自己与皇家的亲近，却没有意识到，这份亲近本来就是为了控制吴家。在权力场上，名分可以带来荣耀，却未必能够保命。一个人若不能决定自己的去留，也没有独立于家族的力量，那么位置再高，也可能只是摆在华丽府邸里的一枚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