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火车站的灯光昏黄，人群熙攘，宋教仁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捏着一张北上的车票，笑着对送行的黄兴说：“等到了北京，咱们再好好喝一杯。”

话音未落，远处突然传来几声枪响，夜空瞬间寂静下来，几声枪响过后，宋教仁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手捂着腹部，鲜血从指缝间涌了出来，暗红的血迹迅速浸透他笔挺的西装。

他抬起头，脸上带着不可置信的神情，还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妈的，真疼。”黄兴一个箭步冲上来，一把扶住他，见他满手是血，脸色瞬间煞白：“钝初，撑住！”

宋教仁却摇了摇头，虽然声音已经有气无力，却异常平静：“完了，活不成了。”刚中枪的那一刻，他的意识就已经清楚：这一枪，带走的很可能是他的命。

在救护车赶来的过程中，宋教仁强忍着剧痛，脑海中一片混乱，却依然惦记着一些事情。

他被迅速送往沪宁铁路医院，躺上手术台时，血不停地从他的腹部涌出，医生们紧张地抢救，血水一盆一盆地从手术室端出去。

不久后，于右任匆匆赶到医院，见到宋教仁时，他已经气若游丝，病床上的宋教仁微微偏过头，用虚弱的声音对他说：“老于，我南京、北京、东京的藏书不少，你帮我捐给南京图书馆吧。”

听到这句话，于右任一时愣住，他红着眼睛问：“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惦记着这些书？”宋教仁笑了，笑得有点无力：“我穷了一辈子，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总不能烂在家里的箱子里。”

顿了顿，他又低声补了一句：“我家里还有老母和幼子……这事，就拜托你和克强了。”于右任点了点头，连声答应，宋教仁听后放心地闭上了眼睛，任由疲惫和疼痛将他吞没。

说起宋教仁对书的痴迷，在他还是留学生时已经是出了名的事，1902年，他一个人在东京留学，生活并不宽裕，靠着写稿子和翻译一些文件勉强维持生计。

可即便如此，他几乎把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买书上，那时候，东京书店里的书多是原版书，价格昂贵，有些新书他省吃俭用半年才能买到。

但每次拿到新书，他总是爱不释手，甚至为了买书饿了两天，这件事后来还成了朋友们的笑柄，有人插科打诨地骂他“书呆子”，可他却一本正经地笑着回：“肚子饿不死人，脑子饿了才会。”

对书籍近乎偏执的热爱，一直延续到他回国后，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着书。

他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法制局局长时，住的房间并不宽敞，但无论书桌、地面还是床铺，全都放满了书，就连睡觉时也得小心翼翼，生怕翻身时被堆满的书砸醒。

黄兴曾半开玩笑地揶揄他：“钝初，你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怕不是当个图书管理员吧？”宋教仁听了哈哈大笑，拍着黄兴的肩膀答：“革命成功了，我就去当！”

然而，他再也等不到那一天，从腹部中弹到送医抢救，再到生命彻底终结，不过短短两天，从抢救无效身亡的那一刻起，宋教仁留下的遗物并不多。

这个顶着“民国第一政治新星”光环的革命家，最后的财富只有几箱书和未尽的政治抱负，黄兴后来四处奔走，为他的老母亲和幼子筹措生活所需。

而于右任则亲手将他的那些藏书一一捐赠到南京图书馆，清点时发现，有些书的边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铅笔批注，甚至有几页批注写在报纸的空隙中，字迹潦草但思路清晰。

也许那些时候，他觉得笔记本太贵，宋教仁的遇刺，是近代史上震动全国的大事件之一，不仅让他的朋友们悲痛欲绝，也激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应。

袁世凯政府被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多方指责下，他的声誉急转直下，革命党人更是将矛头直指袁世凯，此事最终成为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索。

人生之路戛然而止时，宋教仁所牵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那些陪伴他一生、被他视为精神财富的书。他本想用选票和议会制度去改变未来，可惜还没来得及踏上这条路，就倒在了历史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