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康生在延安党校公开表态，认定丁玲南京被捕期间历史存疑，直言不愿接纳丁玲入校学习，这番言论给丁玲造成极大政治压力 。丁玲内心委屈不满，打算向毛主席申诉澄清问题，而毛泽东让她去找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处理此事，原因十分明确：干部历史审查、政治结论核定本就是中组部的法定权责 。

陈云接到诉求后十分审慎，联合任弼时多方核查丁玲被捕前后全部经历，逐一排查外界质疑的疑点，没有采信康生单方面的定性看法。1940年10月，中央组织部出具正式审查结论，认定没有证据证明丁玲自首变节，陈云、李富春共同签字背书；毛泽东还特意在结论文稿上加注：应当认定丁玲仍是对党忠诚的共产党员，为她厘清政治包袱。

毛主席让丁玲去找陈云，并非推诿回避，而是坚持依规办事：个人历史问题应交组织部门调查定论，既避免个人主观评判带来偏差，也让审查结果具备正式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