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中原战乱，是产生“客家人”的最重要原因。南迁的客家人，不忘河洛祖根地，始终以客居异乡的中原士族而自居，自称为“河洛郎”。
一般来说，祠堂对联、族谱、口述记忆里提到的“河洛”，直观指向的多是指洛阳嵩洛（古河雒）。

自西晋永嘉、唐末、两宋几轮大规模衣冠南渡，其主体多是洛阳中州士族。这批人，正是构建客家族群、宗族体系的核心力量。而隋唐宋以来，全国通用的标准官话也正是“洛阳音”(古代河南洛阳话口音)。
随着罗香林“客家五次大南迁”的学说推广，后世客家人，形成固定认知：祖地河洛=河南洛阳，“河洛郎”的身份标签主要依托嵩洛中州而建立，这是族群凝聚的精神符号。

但从《史记》先秦、西汉原始文字地理划分来看，最早的“河洛”本是指陕西关中地区，黄河、北洛河之间的河渭区域。西周雅言、秦代军话、周代全套礼制、大量先秦古词汇，都诞生于此。已知的秦征五岭关中军民，才是第一批进入岭南的中原先民(客家先民)，其为后来所有南迁汉人，打下了生存的根基。所以，这才是“河洛”一词，最初的地理本体。

因此，简而言之：“河洛郎”的身份符号，虽然来自河南的洛阳嵩洛，但最初的文化底层本源，却是来自陕西关中的古河洛。

追根溯源，客家文化的这套语言、礼制、民俗，最原始的根基，是来自先秦陕西关中古河洛（河渭）文明而来。它是基于陕西关中古河洛埋下文明种子后，又由河南洛阳嵩洛衣冠士族，完成族群整合与文化定型，随着历代客家先民南迁，将这些黄河中游文明，又完整的保存于了南方各地，特别是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山区中，得以保留至今。

总之，客家文化延续了陕西关中古河洛（河渭），河南洛阳嵩洛（河洛）为根脉，而共同沉淀在了南方，客家千年民俗、语言、宗族记忆之中，不可割裂来看待。

可见，南迁客家人，始终以“河洛郎”而自居，说着古代的河洛话(雅言)。其实，其根源，同时包含了陕西关中河洛（河渭）与河南洛阳河洛（嵩洛）的文化根基，一脉相承演变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