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国刚打完朝鲜战争，经济快撑不住了，这时接到通知要去日内瓦开会，全世界都在看笑话，周总理却力挽狂澜...


四月初，周恩来带着代表团出了发，当时我们这边没有直达日内瓦的航线，得绕道莫斯科，再改乘飞机。


随行的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等人，行李里除了换洗衣服，大半箱子都是关于印度支那和朝鲜局势的材料。


据说李克农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周恩来特意嘱咐随团医生多照看。


二百多号人到了莱蒙湖畔，白天开会，晚上译电文，旅馆的窗帘都不敢拉开太大，怕外面的闪光灯晃着眼睛。


周恩来那几天睡得很少，工作人员常见他对着一张东南亚地图抽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飞机穿越中欧上空时，他居然还有精力翻看一本法文版的史籍。


飞机落在日内瓦机场那天，四月的欧洲还飘着点凉雨，周恩来走下舷梯，穿的是一套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风把衣角吹得贴在了腿上。


候机厅里早就挤满了记者，闪光灯咔嚓咔嚓响成一片。有人举着相机想看中国人的笑话，有人纯粹是好奇。


周恩来没有低头赶路，他停下脚步，冲着镜头笑了笑，还伸手扶了一下被记者挤歪的栏杆。


会议在国联大厦开，那栋房子气派得很，长条桌子擦得锃亮。美国代表团坐在对面，国务卿杜勒斯板着张脸，据说他早放出了话，绝不和周恩来握手。


第一天开会，整个大厅里空气都像是冻住的。周恩来倒不急着落座，他端着茶杯，在走廊里碰见谁就点点头，用英语或者法语寒暄两句。


英国外相艾登后来回忆，说那天周恩来走过来拍他的肩膀，像是个老相识。


杜勒斯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重新戴上，始终没有看周恩来一眼。周恩来坐在对面，双手交叠放在桌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脸上的表情倒没变。


头几周谈的是朝鲜问题，没谈拢，美国人的态度很硬，桌子拍得震天响。


周恩来坐着没动，等对方说完了，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但把"和平统一"的意思说得清楚。不过这条线到底没走通，朝鲜问题最后搁置了。


真正的转机出在五月以后，五月上旬，奠边府的炮火停了。法军的旗帜降下，巴黎街头有人烧起了文件。


印度支那的战事吃紧，法国人在奠边府吃了大败仗，国内反战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


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办公室里收到了新华社发来的电报，他看完以后，把电报折成方块，放进了上衣口袋，当天下午就去了苏联代表团驻地。


他开始在会议桌之外下功夫，晚上约这个喝茶，上午找那个散步。有几次，法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休息室刚点着烟，就看见周恩来端着杯子走了过来。


他没谈大道理，只是问法国朋友，巴黎现在的梧桐树绿了吗？孩子上学怎么样？聊着聊着，话头就转到了停火上头。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站在不远处看着，他端着杯子，嘴角难得地有了点笑意。


六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周恩来突然提议，邀请英国、法国、印度等国的代表来中方代表团驻地吃晚餐。


那顿饭吃得很有意思，没有正式会谈的剑拔弩张，桌上摆的是中国菜，还有瑞士当地的葡萄酒。


周恩来给这个夹菜，给那个斟酒，席间提起印度支那的局势，他说打仗总不是个办法，法国朋友打了八年，也该歇歇了。


那天晚上，几个西方代表团的团长回去时，脸色比来时松动了不少。


真正关键的突破是在七月，关于北纬十七度线的划分，双方代表争得面红耳赤。


周恩来把铅笔往桌上一搁，走到地图前面，拿起教鞭，指着那条线说，划在这里，两边都方便管理。


他的手指沿着地图缓缓移动，声音依旧平稳。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特地从巴黎飞来，要在谈判破裂前最后一搏。


周恩来在会客厅里和他谈了整整一个下午，窗外是日内瓦湖上的落日，屋里的气氛从僵硬到缓和。


孟戴斯·弗朗斯起初靠在沙发里，后来坐直了，最后身体前倾，两只手按在膝盖上，认真听周恩来讲完。


七月二十一日，协议签字那天，国联大厦的会议厅里人头攒动却格外安静。周恩来坐在位子上，翻开文件夹，取下钢笔，一笔一划签下了名字。


他签字的时候，旁边几个西方国家的代表都在偷偷瞄他。签字完毕，他合上文件夹，抬头看了看天花板上的吊灯，然后轻轻出了一口气。


消息传回北京，西花厅里那盏常亮的灯终于熄得早了些。西方世界的广播电台在第二天播报了日内瓦达成协议的消息，语气里的轻慢少了许多。


法国报纸说，中国人把战场上的强硬带到了谈判桌上，却又在谈判桌上学会了转弯。


周恩来回到北京时，夏天已经快过完了。有人看见他在院子里散步，步子比去的时候轻快。


日内瓦的会议桌旁，那套灰布中山装的身影，让在场的人记了很久。


此后很多年，每当国际关系陷入僵局，总有人提起一九五四年的那个四月，想起日内瓦湖边的那个东方代表团，想起周恩来在走廊里微笑着递出的那只手。


信源：周恩来纪念网---周恩来与1954年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