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都想招揽的守城名将，二十年后，却被一个县尉逼死在尼姑庵
软轿的顶盖被掀掉，珠玉被搜走，随行的人也被赶散。南宋德祐元年八月，贾似道被押往循州，走到漳州木绵庵时，已经从权倾朝野的“师臣”，变成任人喝骂的流放犯。押送他的郑虎臣不过是个县尉，却一路催他自尽。贾似道不肯，认定太皇太后既说过保他性命，没有诏书，谁也不能杀他。

郑虎臣没有再等朝廷的命令。他把家中旧怨和沿途听到的骂声，全算在贾似道头上，留下“为天下杀似道”的话，将人当场杀死。朝廷派出的审问官还没赶到，一位把持朝政多年的权相，就死在偏僻庵堂旁。法度还写在纸上，现实中却已经有人不愿照规矩办事。
这样的结局，放回贾似道早年的经历里看，反差很大。1259年，蒙古军压到鄂州，忽必烈亲自督战。贾似道由汉阳进入城中，参与调度防守。城墙被破，宋军随破随补；攻势越来越猛，城内伤亡不断增加，他仍留在前线。元方记载还提到，贾似道曾组织人手，连夜沿城筑起木栅。忽必烈见后感叹，自己怎么没有这样的人可用。

这场守城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高达等将领在城头苦战，城中军民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与此同时，贾似道还派宋京前往蒙古军营议和。后来蒙哥去世的消息传来，忽必烈急着北返，鄂州之围才逐渐解除。贾似道回朝后大讲退敌之功，对议和经过却很少说明，这也让他的声望从一开始就夹杂着隐患。
鄂州给了他威望，也让他越来越相信，只要自己掌住全局，别人就该服从。宋理宗去世后，宋度宗尊他为“师臣”，朝臣称其为“周公”。后来许多政务被送到葛岭私宅处理，官员任免、地方差遣、台谏弹劾，往往要先看他的态度。有人稍微不合心意，就可能被赶出朝廷，甚至多年得不到任用。

贾似道并非完全不做事。南宋常年用兵，军费缺口越来越大，他推动公田法，希望用官田收入承担军粮；又整顿军费和纸币。可他一心追求迅速见效，却没能管住下面的官吏。低价强买、虚报收成、追逼田租接连出现，最终受损的不只有大户，也有普通田主和佃户。原本冲着财政困难去的办法，落到民间却成了新的负担。
当反对声音越来越多，他没有认真调整政策，而是去收拾说话的人。太学生上书批评，被治罪发配；不少敢讲实情的官员也遭到排斥。时间一长，坏消息很难送到他面前，能传进去的多半是他爱听的话。权力看上去更集中了，判断反而变得越来越迟钝。

襄阳、樊城被围多年，正是这种问题的集中爆发。前线一再告急，贾似道多次表示要亲自督师，可朝中又不断有人劝他留下。1273年，樊城先破，襄阳随后失守，长江上游的重要门户被打开。朝廷并非没人提出增援、筑城和调整兵力，只是许多意见被拖延，等到防线真正崩开，再追究责任已经晚了。
1275年正月，刘整去世，贾似道才决定大举出兵。他调集各路精锐赶到芜湖，先派人向伯颜求和，希望恢复过去的岁币安排，遭到拒绝。丁家洲交战时，孙虎臣统领前军，贾似道和夏贵留在后阵。元军巨炮一响，宋军阵势开始动摇，夏贵率先退走，水陆军随即大乱。贾似道没能稳住部队，只能乘小船逃往扬州。

战败之后，过去围在他身边的人很快散开，弹劾他的奏章却越来越多。谢太后起初念及他侍奉三朝，没有立即处死，只罢去职权。几个月后，处分不断加重，他先被要求离开扬州，后来又遭贬官、抄家，发往循州。一个曾经连皇帝都要起身相送的人，转眼变成各地都不愿接纳的罪臣。
郑虎臣主动接下押送差事，也不只是为了所谓公义。他的父亲曾受贾似道打击，家中积怨很深。上路后，他撤掉轿盖，让贾似道顶着秋日赶路，还叫轿夫唱杭州歌讥讽。走到一座古寺时，他故意让贾似道看吴潜留下的题字。吴潜当年正是遭贾似道排挤而被贬，这一幕就像把过去的旧账，一页页摆到他面前。

我认为，贾似道的结局不能只用“有才却晚节不保”来概括。他在鄂州证明过自己能处理危局，可当权力越来越少受约束时，他开始把个人判断当成朝廷判断，把不同意见视为敌意，又把一次成功当成永远不会出错的资本。

最后杀死他的虽是郑虎臣，真正把他推到木绵庵的，却是多年积累的失信、专断和误判。他能在城墙破裂时连夜补起木栅，却没有看见权力内部的裂缝。等到身边的人只会点头，前线的真话传不进来，再高的地位也不过是一座没有根基的危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