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让人意外，原以为张艺谋是西安乡下的农民子弟，没想到一查才发现，人家全家都是妥妥的人上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网上流传的张艺谋照片总是那副打扮，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脸上沟壑纵横，跟刚从地里干完活回来似的。

加上他早期拍的电影，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镜头里全是黄土地、高粱地和满脸皱纹的农民。久而久之，所有人都默认了一个事实：张艺谋，农民的儿子，从泥土里挣扎出来的大导演。

张艺谋自己也不解释，他对外说过，他爸是临潼的，他妈是户县的。这话没毛病，但那是籍贯。真相是，张艺谋出生在一个正儿八经的书香门第，往上数三代，就没一个是种地的。

张艺谋的爷爷，当年是临潼有名的大户人家，张艺谋的父亲后来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乔家大院，说过一句话：爷爷家当年就这样，只大不小。这老爷子还是老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燕京大学在民国时期，那是比清华北大还要难进的顶尖学府，家里没点底子根本读不起。毕业后，老爷子怀着一腔报国志，回到陕西柞水县当了县长。可惜柞水那个地方匪患太凶，老爷子自己掏钱买枪组织剿匪队，结果没剿成，反倒被土匪报复，一把火把家宅烧了个精光。一家人连夜逃到西安避难。

吃了这个亏，老爷子彻底明白了一件事，枪杆子比笔杆子管用。他把三个儿子全送进了黄埔军校。老大张秉衡，黄埔九期毕业，一路干到国民革命军参谋长，1948年，带着家眷去了台湾。

老二张秉权，黄埔汉中分校十五期毕业，在胡宗南部队任职。解放前夕打算率部起义投奔延安，结果被军统特务逮捕后杀害。老三张秉钧，就是张艺谋的父亲，也进了黄埔军校体系，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军需官，军衔少校。一门三子，全是黄埔系。

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29岁的张秉钧没有跟着国民党南撤，主动脱离军界，到陕西省财政厅当了一名会计。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到陕西省农林局下属的学校工作。月薪六十多块，在当时算不错的收入。

张艺谋的母亲张孝友，出身同样不简单，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那天，19岁的张孝友嫁给了张秉钧。她是西安教会学校玫瑰女中的学生，一心想读大学。家里人催她结婚，她撂下一句话：谁供得起我上大学，我就嫁给谁。张秉钧支持了她。

1952年，张孝友考入西安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1955年毕业后，进入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工作。1985年，西安医学院改名西安医科大学，2000年又并入西安交通大学，二附院成了西安交大二附院。

张孝友一路升到皮肤科主任医师，成了西安医学界有名的皮肤病专家。退休之后长期被医院返聘，八十多岁了还在坐诊。很多患者看病时根本不知道，面前这个低调的老太太，就是张艺谋的亲妈。

所以你看，张艺谋哪是什么农民的儿子，爷爷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县长，三个伯叔父全是黄埔军官，母亲是顶级医院的皮肤科主任。这是一个标准的民国书香门第加军人世家的配置。

那张艺谋的“农民形象”是怎么来的？一方面是演得太好了，他在电影《老井》里演的那个农村青年孙旺泉，黑黢黢的脸、粗糙的手、土得掉渣的造型，直接把观众骗了。

另一方面，他早期电影全是农村题材，镜头里全是黄土地和庄稼人，大家自然而然就把导演本人也归到“农民”那一类去了。再加上张艺谋自己从来不解释，不澄清，不炫耀家世。外界怎么传，他就怎么听着。

真实的张艺谋，是临潼大户的后人，是黄埔军官的儿子，是医学教授的儿子，他从小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人从门缝里看着长大，性格内向自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二伯是“潜伏特务”，大伯在台湾。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背景意味着什么，过来人都懂。

但恰恰是这样一个出身显赫又背负沉重家庭包袱的人，成了中国最懂土地、最懂农民的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