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走后，5个子女天差地别：女儿扎根上海当老师，独子曾是中国首富却因155亿巨亏跌落神坛，百年兴衰背后究竟是金融陷阱还是权力洗牌？

2005年10月26日，89岁的荣毅仁在北京逝世。



外界谈起他，总绕不开几个身份：民族工商业者、“红色资本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以及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荣老板”。




可当一个人的政治职务和商业光环慢慢退远，真正留在家门之后的，还是他的妻子、四个女儿和唯一的儿子。




五个子女中，真正长时间站在公众视线里的，几乎只有荣智健。公开资料通常将四位女儿列为荣智和、荣智平、荣智元和荣智婉，但她们留下的可靠报道很少，远没有后来那些网络文章写得那么完整。


也正因如此，荣毅仁身后的家族故事，与其说是五条都清晰可见的人生轨迹，不如说是一条在聚光灯下起伏，另外几条逐渐隐入普通生活。




荣智健走的那条路，确实够陡。他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电机系，后来在东北和四川的水电系统工作多年，1978年到香港发展，进入堂兄弟创办的爱卡电子厂。



这个出身显赫的年轻人没有直接坐进豪华办公室，而是从电子制造做起，随后进入中信香港体系，参与资本运作和企业扩张。



1991年，中信香港收购的泰富发展更名为中信泰富，荣智健也逐渐成为这家红筹企业最醒目的掌舵者。公司业务从香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铺向内地电厂、特钢、航空、电讯以及澳大利亚铁矿项目，摊子越做越大。到2004年，荣智健家族以约14.9亿美元财富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那时的他，算得上中国商界最耀眼的人物之一。



真正改变命运的，是西澳洲中澳铁矿项目。项目需要大量澳元支付建设费用，中信泰富原本希望通过外汇合约降低汇率风险，财务政策也明文强调，衍生工具只能用于对冲，不得用于投机。



可随着结构性合约不断增加，原本为了防风险而设的工具，慢慢形成了严重的过度对冲，风险敞口已经超出了普通管理层能够轻松解释的程度。




这种合约有一个很麻烦的特点：澳元上涨时，收益有限；澳元一旦持续下跌，公司却要按约定接收更多澳元，亏损随之放大。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澳元汇率急挫，中信泰富在2008年10月20日披露，已实现亏损约8.07亿港元，按当时汇率估算的账面损失约147亿港元，合计约155亿港元。这里必须说清楚，155亿港元并非公告当天已经全部付出去的现金，而是实际损失与估值亏损的合计。



消息出来后，市场最难接受的，不只是数字大，而是如此庞杂的合约为何迟迟没有进入董事会的有效控制。荣智健表示，自己早期并不了解合约的真实规模，相关财务高管也先后离职。




但作为主席，他终究无法回避管理责任，2009年4月8日辞去中信泰富主席职务，由常振明接手。



不过，把后续简单写成“荣智健被查实违规”，同样不准确。香港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后来经过长期研讯，认定在证监会提出的特定指控下，无法证明荣智健等人干犯市场失当行为。法律裁断没有把那场危机定性为个人违法，却也无法抹去公司在风险控制、信息传递和治理结构上的巨大漏洞。



离开中信泰富后，荣智健成立私人投资平台，继续涉足地产和金融，只是再没有回到当年首富与红筹掌门人的位置。那场风暴带走的不只是一个主席职位，也让荣家与中信之间延续多年的特殊联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一家曾经被视为稳健象征的企业来说，这份代价并不只写在财务报表里。



与哥哥相比，四位女儿大多保持低调。能够核实的公开信息中，长女荣智和曾在纪念祖父荣德生的活动中谈到荣家重视勤俭和吃苦；



幼女荣智婉嫁给澳门实业家马万祺之子马有恒，这段婚姻当年曾得到叶剑英、廖承志等人的关心。至于网络上流传的从教、园林设计、重病经历和长期慈善项目，有些也许存在事实原型，但在缺乏可靠材料的情况下，不宜替她们拼出一部过分圆满的人生传记。




荣毅仁留下的真正遗产，未必是要求每个孩子都复制他的道路。他的一生横跨民族工业、公私合营、改革开放和现代企业制度，荣智健则以自己的大起大落，展示了财富传承中最难控制的另一面：上一代留下的信用能够打开门，却不能替下一代挡住所有风险。荣家的故事之所以仍有人谈论，恰恰因为它并不完美，有高峰，也有失手，还有大量公众看不见的平常生活。




我认为，一个家族真正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不是后代能否永远站在财富榜上，而是身处顺境时有没有克制，遭遇失败后是否还愿意承担责任。在我看来，财富可以继承，名望也能借用，唯独信誉必须由每一代人重新挣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