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酒吧端盘子的，天天跟那些男客人眉来眼去，谁知道孩子是谁的？”21岁的陈旭靠在门框上，脚下的拖鞋踩得歪歪扭扭。
对面，19岁的小宁捏着一张刚打印出来的孕检B超单，指尖因为过度用力已经勒得泛白。距离那个被半哄半拽带去海边栈道的凌晨，刚好过去两个月。
两个月前，陈旭是酒吧最后一桌客人。他每周来坐四天，每次只点小宁调的酒。那天凌晨两点半，他说送小宁回宿舍，车却拐向了黑漆漆的海边。面对小宁的抗拒，他信誓旦旦：“我喜欢你，我会认真处对象。”
事发两天后，小宁跑去药店买了一盒避孕药。她以为这就没事了。
可现在，发现怀孕的小宁找上门要个说法，陈旭的眼神却像在看一个麻烦的物件。
“药是两天后才吃的，那玩意只有72小时有效。再说，就算孩子是我的，我才21，拿什么负责？你非要生，自己养。”陈旭嗤笑了一声，伸手把那张单子拨到了鞋柜旁边。
小宁没闹。她在这条坏了声控灯的昏暗楼道里站了半分钟，转身下楼。口袋里的手机震动，酒吧经理发微信催她回去上班，她只打出三个字：“不去了。”
接下来的一周，小宁一头扎进了区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
她翻开手机备忘录，把租房押金、药流费、清宫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一笔一笔加在一起，算出了一个整整齐齐的数字：29500元。她以“健康权受侵害”为由，在自助立案机上填下了索赔申请。
法院的调解室里，陈旭迟到了二十分钟，塞着蓝牙耳机晃晃悠悠地拉开椅子。
面对穿着制服的调解员，陈旭依旧抠着手指甲耍赖：“她过两天才吃药，那两天她上没上班？酒吧那么多人，我哪知道。”
调解员转头看向小宁，要她拿出能证明双方关系的证据。
小宁沉默了几秒，划开手机屏幕，调出一张截图，平推到调解室那张木桌的正中间。那是一张事发第二天凌晨的微信聊天记录。陈旭发来的黑底白字清清楚楚：“昨晚对不起，我喝多了，但我是真喜欢你，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陈旭抠指甲的手瞬间僵住了，脸色变了变，猛地扯下耳机：“那是我哄她的！不算数！”
调解员叹着气，开始讲起法律上关于侵权行为和因果关系的条条框框。
小宁突然拔高声音打断了那些长篇大论：“我不要他养孩子，我明天就去医院做手术，我自己签字！我要这钱，是因为那天晚上我根本不想去海边，是他骗我说吃了药就没事。我信了，我就信了他那一句话。”
这场调解，最终因为陈旭只肯掏出两千块钱作为“人道主义补偿”而彻底崩盘。
小宁连看都没看那两千块钱，推开椅子，走出了法院大门。海风迎面刮过来，她裹紧外套，一个人走向了去医院预约手术的路。
21岁的男青年用一句“哄你的”试图撇清所有责任，19岁的女孩拿着立案单硬刚到底。在这场各执一词的纠葛里，男方觉得只要咬死“女方职业不检点”就能全身而退，女方却偏要为了那句“欺骗”去讨个说法。遇到这种事，女孩不要孩子只要索赔，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在做无用功？